《中国道教伦理思想史稿》
作者：乐爱国 著
ISBN/ISSN：978-7-5333-2458-2
出版：济南 齐鲁书社 ,2010
丛编：香港道教学院丛书
附注：本书由香港青松观资助出版
图书简介：
《中国道教伦理思想史稿》是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乐爱国的学术专著，由齐鲁书社发行，属香港道教学院丛书系列。该书以通史视角系统梳理道教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填补了该领域系统化研究的空白。本书将道教伦理思想的发展贯穿于先秦两汉至明清的各个历史时期，具备了通史性，将中国历代道士及重要道书的伦理思想几乎全部网罗在内，具备了完整性。借助于通史性及完整性，该书充分展示了道教伦理思想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这对于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全书分六章，按时间顺序分析道教伦理从先秦至明清的演变轨迹：东汉魏晋时期吸收儒道思想形成修道与伦理融合的框架；南北朝时期通过戒律科仪强化道德规范；隋唐时期发展出以“道性”为核心的心性论体系；宋元时期内丹学派结合性命双修与儒家伦理；明清时期推动伦理世俗化，提出“先修人道”理念。研究揭示道教伦理兼具神学特征、生命关怀及三教融合特质，并从宗教诠释、伦理体系拓展及道德教化方法三个维度探讨其历史作用。
图书节选
在以伦理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产生的道教及其思想，不可能不渗透着伦理精神，其原因在于：（1）道教崇奉的神仙具有伦理道德的内涵；（2）道教修道中的养神、修性融合了道德修养过程；（3）道教追求的得道成仙与伦理道德具有密切联系；（4）道教“欲修仙道，先修人道”的理念蕴含着伦理思想。而且，道教伦理思想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它具有明显的神学特征；第二，它融合了道家、儒家以及佛教的伦理思想；第三，它以道性论为理论基础；第四，它具有生命伦理的特征。研究道教伦理思想史就是要探讨道教伦理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规律，这不仅对于了解和研究道教及其思想，而且对于研究整个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对于今天吸取中国传统的优秀伦理思想资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道教伦理思想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萌芽的西周初期。《易经》与周公已经有了初步的宗教伦理思想。先秦两汉时期，儒家确立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并进一步建立了儒家的心性论；道家对“道”与“德”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自然无为”的道德原则。然而，这一时期的伦理思想一直是在早期宗教神学的背景下得以发展的，内涵着宗教神学观念。先秦儒家、道家的伦理思想虽然已经开始具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但仍具有明显的宗教性；先秦墨家伦理思想的宗教性则更为显著；尤其是两汉时期，在宗教神学泛滥以及谶纬之学盛行的背景下，无论是儒家伦理或是道家伦理，都浸透着浓重的神学观念。道教伦理思想的形成是在吸收先前诸家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对早期宗教伦理思想的一种延续。
东汉魏晋时期，道教兴起，道教伦理思想开始形成。早期道教的经典《太平经》旨在实现天下的“太平”，包含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它提出了守道而行的道德准则；强调父、母、子“三人相通”和君、臣、民“并力同心”；把“乐生”、“好善”看作人生的最高追求；并且提出了善恶报应的思想以及更为精致的承负说。《老子想尔注》是早期道教对于《老子》的诠释，虽然也讲“道”，但较多的是把“道”与忠孝仁义联系在一起。它强调“行道奉诫”，要求“清静为本”，同时又要求为善去恶，“至诚守善”。魏晋时期神仙道教的重要代表葛洪追求修道成仙，但明确提出“为道者当先立功德”，并且还对善事和恶事作了具体的规定。同时，他还认为，修道求仙必须“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因而讲忠孝仁义，推崇儒家之“礼”，但又强调“仁而兼明”，要求重新删定“三礼”，主张仁政与刑罚并重。而且，他还推崇道家的“不言而化行”，并把道家的修道成仙与儒家的修身养性融合为一体。此外，这一时期的《西升经》、《赤松子中诫经》、《黄庭经》以及《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也包含了丰富的道教伦理思想。
南北朝时期，寇谦之和陆修静分别对北方的天师道和南朝地区的天师道进行整顿和改造。寇谦之提出“以礼度为首”，并以道诫的形式表述伦理道德规范，强调奉守道诫，宣扬神明赏罚。陆修静提出“行善成德以至于道”，并在其所制定的斋醮科仪中，融入了济度思想，而且他还认为，通过斋醮科仪，可以清洗心灵，以行善去恶达于“净”，以去欲息事达于“静”，以致于“存守其真”。南北朝时期，道教戒律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涉及伦理道德领域的诸多方面，其中包括个人的道德修养规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行为规范和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行为规范等。而且，道教戒律中所蕴含的伦理思想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具有神学性、三教融合、追求长生、可操作性等特征。与此同时，陶弘景在道教伦理思想上提出了“修心即修道”、“修道即修心”；尤其是他关于“道性”的讨论，与这一时期的《洞玄灵宝本相运度劫期经》以及宋文明的《道教义渊》对于“道性”的阐释一起，实际上开启了道教对于心性的研究。
隋唐时期，道教心性论得到充分的发展，反映了道教伦理思想体系趋于成熟。隋唐之际的《太玄真一本际经》提出“众生性即真道性”，《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经》则提出“一切众生，皆有道性”。唐代道士成玄英不仅提出“一切众生，皆禀自然正性”，而且特别强调“率性而动”以复归于自然之性。他还讲“心神凝寂”，“两忘”、“双遣”，并且要求“绝偏尚之仁，弃执迹之义”。王玄览既说“道性众生性，皆与自然同”，又说“众生无常性，所以因修而得道。其道无常性，所以感应众生修。”，而且还认为，“众生欲求道，当灭知见”，要求灭尽知见，“无心”、“净心”。孟安排的《道教义枢》把“道”界定为“理、通、导”，把“德”界定为“得、成、不丧”，强调二者一体；而且通过对“十善”和“十恶”的阐述，要求行善止恶；尤其是提出了“自然真空，即是道性”，主张离界内四染、断界外氤氲，以复归清虚自然之道性。司马承祯讲“真性随身有，勿于身外求”，因而要求净除心垢，复归道性。他还认为，修道在于“收心离境”，无欲无心，而且强调积习而成，渐而进之，并制定了“修道七阶”。吴筠既讲道家的“道德”教化，又讲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而且特别强调心静，认为“习静为契道之阶”。此外，他还要求忘情而率性，主张制恶兴善，立功改过。李筌认为，人兼有巧拙之性，因而需要修炼成圣。他强调修心，要求“心中纳正”，动静合道，又讲“上施道德，下行仁义”，融道家的“道德”与儒家的仁义于一体。杜光庭讲“人之所禀，真元道性”，并且要求“去欲闭情”，达到“心寂境忘”，从而复归于道性。同时，他既主张以道家的“道德”治国，要求“无为自化”，又强调儒家伦理对于治国的重要性，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道家的“道德”结合起来。除了这些著名道士之外，同一时期还有李荣、潘师正、谭峭以及《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太上老君内观经》等道经，也对道性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而把道教伦理思想发展至一个新的高峰。
宋元时期，道教心性论与道教内丹联系在一起。道教内丹的重要经典《灵宝毕法》、《钟吕传道集》倡导性命双修，并把道德修养融入了修炼内丹之中。陈抟、张无梦、陈景元一派，既讲性命双修，又讲心性修炼，而且将修道与儒家伦理融合在一起。金丹派南宗以北宋的张伯端为开派祖师，持“先命后性”，同时也非常重视修性，尤其是强调修心，要求察心观性，修心以静，而且还提出“学道之士，当先立身”，吸取了儒家的道德规范。全真道由金代的王嚞创建，持“先性后命”，讲“识心见性”，特别强调心的清静，提出“全真清静为先”，同时又讲“忠孝仁慈”，使道教修仙与儒家的忠孝仁义相为表里。后来的李道纯、陈致虚中和南、北二宗，讲性与命不可分离，修性与修命不可割裂，同时都讲清静，要求忘我忘物、少私寡欲；而且，他们还讲正己修德、三纲五常，并强调修德而不言德。宋元时期的净明道以“净明”、“忠孝”为基本教旨，提出“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并且以此为基础，作进一步推广，追求“作世间上品好人”的目标。以北宋《太上感应篇》为代表的宋元时期的道教劝善书涉及伦理道德领域的诸多方面，包括个人品德修养、家庭伦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生态伦理等，并且具有神学教化性、追求得道成仙、定量化与可操作性等特征。在宋元时期道教伦理思想的发展中，还有张继先、张嗣成、杜道坚、王道渊等著名道士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清时期，道教开始由盛而衰，道教伦理思想逐渐形成了儒学化的趋势。张三丰认为，“大道以修心炼性为首”，并提出“修道以修身为大，然修身必先正心诚意”。他还大讲儒家的人道，要求“忠孝两全”、“仁义博施”，认为“全于人道，仙道自然不远”，同时，他还要求扫除杂念、清心寡欲。张宇初推崇儒家道德性命之学，宣扬“心统性情”，并提出了“以清静为本”的修道原则，同时，他还要求“由仁义，操礼节”，讲“崇德积善”，以求得国泰民安。王常月提出“命在性中”，并且强调“以见性为主”，要求“穷理尽性以致于命”，同时，也强调“清净身心”、“绝缘舍爱”。他还提出“欲修仙道，先修人道”，并且强调“济度众生”，以求得“功德圆满”。刘一明讲性命双修，但也讲道心、人心，要求以道心制人心，同时还提出了“神室八法”，即“刚”、“柔”、“诚”、“信”、“和”、“静”、“虚”、“灵”，以作为修炼心性、成就大道之法。他还阐述了学道者在性命修持方面必须打通的五十个关口，并且明确提出“积德修行乃修道者之要务”。明清时期，还有陆西星、伍守阳、闵一得、傅金铨、李西月等著名道士对道教伦理有过深入的阐述。
道教伦理思想有一个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从而构成了一个既有形上学的道教心性论又有形下学的道德修养论、既有严格的道德规范又有可行的践履方法的思想体系，有着自身的特点以及演变的规律；而且，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发展中，道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道教对伦理道德作了宗教的诠释，使之得以强化；其二，道教对伦理思想作了重要的补充，使之更加完善；其三，道教为道德教化提供了可行的方法，使之广泛深入。道教对于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展所起的作用，或许可以为我们更好地发挥宗教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作用提供有益的启迪。
图书目录：
序
内容摘要
导论
一、道教与伦理的关系
二、道教伦理的基本特点
三、研究道教伦理思想史的意义
第一章 道教伦理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
第二节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萌芽
第二节 儒家的心性论与“三纲五常”
一、先秦儒家的仁、礼和孝、忠
二、儒家心性论的形成
三、儒家“三纲五常”的确立
第三节 道家的道德观与“自然无为”
一、先秦道家的“道”舆“德”
二、道家 “自然无为”的伦理思想
三、道家与儒家伦理的冲突和融合
第四节 先秦两汉宗教伦理思想的演变与谶纬神学
第五节 余论
第二章 东汉魏晋时期道教伦理思想的形成
第一节 《太平经》的伦理思想
一、守道而行的道德准则
二、君臣民相通的政治伦理
三、父母子相通的家庭伦理
四、乐生、好善的人生追求
五、善恶报应与承负说
第二节 《老子想尔注》的伦理思想
一、“道”与忠孝仁义
二、行道奉诫与清静为本
三、为善去恶与至诚守善
第三节 葛洪的伦理思想
一、为道者当先立功德
二、仁而兼明与有礼为贵
三、不言而化行
四、修道成仙与修身养性
第四节 余论
第三章 南北朝时期道教伦理思想的发展
第一节 寇谦之的伦理思想
一、以礼度为首
二、奉守道诫与神明赏罚
第二节 陆修静的伦理思想
一、行善成德以至于道
二、斋法中的济度思想
三、斋醮科仪的修道功能
第三节 南北朝道教戒律中的伦理思想
一、道教戒律概说
二、道教戒律与道德规范
三、道教戒律的伦理特色
第四节 陶弘景的伦理思想
一、修心即修道，修道即修心
二、游心虚静，息虑无为
三、以善德解其缠
第五节 道教心性论的开启
第六节 余论
第四章 隋唐时期道教伦理思想的成熟
第一节 隋唐之际的道教心性论
第二节 成玄英的伦理思想
一、众生皆禀自然正性
二、率性而动，各守分内
三、心神凝寂，复于真性
四、绝偏尚之仁，弃执迹之义
第三节 王玄览的伦理思想
一、人心之正性，能应一切法
二、众生非是道，所以须修习
三、众生欲求道，当灭知见
第四节 孟安排《道教义枢》的伦理思想
一、道者：理、通、导；德者：得、成、不丧
二、止于十恶，行于十善
三、自然真空，即是道性
第五节 司马承祯的伦理思想
一、真性随身有，勿于身外求
二、收心离境，无欲无心
三、积习而成，渐而进之
四、修道养生，融为一体
第六节 吴筠的伦理思想
一、内道德而外仁义
二、习静为契道之阶
三、忘情而率性
四、制恶兴善与立功改过
第七节 李筌的伦理思想
一、性有巧拙与修炼成圣
二、心中纳正与动静合道
三、上施道德，下行仁义
第八节 杜光庭的伦理思想
一、人之所禀，真元道性
二、去欲闭情与心寂境忘
三、无为白化与仁义礼智
四、为恶召祸，为善致福
第九节 余论
第五章 宋元时期道教伦理思想的开新
第一节 唐末宋初内丹道的伦理思想
第二节 金丹派南宗的伦理思想
一、先命后性，性命双修
二、察心观性，修心以静
三、学道之士，当先立身
第三节 金代全真道的伦理思想
一、识心见性全真觉
二、全真清静为先
三、忠孝仁慈胜出家
第四节 李道纯、陈致虚的伦理思想
一、性无命不立，命无性不存
二、清静而忘，少私寡欲
三、正己正天下，修德不言德
第五节 宋元净明道的伦理思想
一、净明只是正心诚意
二、以忠孝为本
三、作世间上品好人
第六节 宋元道教劝善书的伦理思想
一、道教劝善书概说
二、道教劝善书与伦理道德
三、道教劝善书的伦理特色
第七节 余论
第六章 明清时期道教伦理思想的流变
第一节 张三丰的伦理思想
一、大道以修心炼性为首
二、全于人道，仙道自然不远
三、忠孝两全，仁义博施
四、扫除杂念，清心寡欲．
第二节 张宇初的伦理思想
一、心统性情
二、以清静为本
三、由仁义，操礼节
第三节 王常月的伦理思想
一、命在性中，见性为主
二、清静身心，绝缘舍爱
三、欲修仙道，先修人道
四、济度众生，功德圆满
第四节 刘一明的伦理思想
一、性命双修，道心常存
二、神室八法，成就大道
三、修道通关，渐次着力
四、积德修行乃修道者之要务
第五节 余论
结语 道教对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展的作用
一、对伦理道德作了宗教的诠释，使之得以强化
二、对伦理思想作了重要的补充，使之更加完善
三、为道德教化提供了可行的方法，使之广泛深入
主要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乐爱国，男，1955年生，浙江宁波人；华东师范大学本科；复旦大学获硕士学位；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朱子学会常务理事。出版著作：《朱熹生态伦理简论》（2020）、《20世纪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2017）、《朱熹〈中庸〉学阐释》（2016）、《儒学与科技文明》（2015）、《走进大自然的宋代大儒：朱熹的自然研究》（2014）、《为天地立心：张载自然观》（2013）、《中国道教伦理思想史稿》（2010）、《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2010）、《宋代的儒学与科学》（2007）、《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2006）、《道教生态学》（2005）、《管子的科技思想》（2004）、《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2002）、《王廷相评传》（1998）等。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主持并完成教育部重大项目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重点项目“朱熹《论语》学阐释：问题与新意”（项目编号：19FZXA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