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存庭 来源：微言宗教20260616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是古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核心纽带。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亦在此留下清晰而深刻的历史印记。系统梳理新疆道教文化的源流、传播路径与地域特征，对于完整呈现新疆多元文化格局、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文化整体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图为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西凉建初十四年（418）韩渠妻随葬衣物疏》
一、道教传入新疆的历史溯源
（一）道教早期入疆与初步传播
道教诞生于东汉后期。据现有考古资料与学术研究推定，道教至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传入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一批文物，为道教早期传入新疆提供了直接实证。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所见《西凉建初十四年（418）韩渠妻随葬衣物疏》载有“左清（青）龙，右白虎”，且韩渠妻的纸鞋用青色涂染，并写有“ 骘 ”字。青色为道教的标志性色彩，而“骘”有“升”的意思，与道教倡导的升玄飞天理念一致。此类文书带有明确的道教文化符号，表明道教在吐鲁番一带已形成一定的传播规模，并逐步融入当地丧葬习俗。
（二）北魏至隋唐时期的发展与兴盛
北魏建立后，吐鲁番地区先后历经阚、张、马、麴四姓高昌政权统治。地方豪族的大力支持与积极倡导，为道教在吐鲁番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吐鲁番墓葬出土文书多见道教元素，如阿斯塔那2号墓《北凉缘禾六年（437）翟万随葬衣物疏》中提到：“延寿里民翟万去天入地，谨条随身衣裳物数如右。时见左清（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方神灵本是中国古代神话形象，经道教整合为太上老君的护卫仪仗。由此可见，道教的教义理念与象征符号体系已深入吐鲁番民众日常生活。
李唐王朝以老子李耳后裔自居，将道教定为国教，并大力扶持，道教发展臻于鼎盛。在大一统格局下，西域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趋紧密，道教也随之在新疆得到进一步拓展。《高昌重光二年（621）张头子随葬衣物疏》载：“大德比丘果愿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张头子持佛五戒，专修十善，昊天不吊，今于此月四日奄丧盛年，迳涉五道，任意听（过），幸勿呵留……急急如律令。”文书中既可见“大德比丘”“佛弟子”等佛教表述，又出现道教常用语“急急如律令”，直观呈现出道教与佛教在信仰层面的融合态势。
唐代道教在新疆的流布已超出西州范围，并逐步延伸至伊州、安西和北庭等地。敦煌出土的《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伊州（哈密）的伊吾县曾设有“祥麰观”和“大罗观”两座道观，柔远县亦有一座“天上观”。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相互印证，证明唐代道教在新疆传播地域更广、影响更深。
二、道教在新疆的传播路径
（一）人口迁徙与道教传播
道教传入并在西域传播与人口迁徙密切相关，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流动对道教在新疆发展的推动作用尤为明显。当时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大批民众流离失所。为躲避战乱，大批中原民众经河西走廊迁往西域。迁徙群体中不乏道教信众，他们不仅携带生计物资，还将道教信仰、仪轨程式与文化习俗带入新疆。相关文物表明，北凉时期道教信仰已在西域扎根，成为民众精神生活与丧葬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国家统一稳固，丝绸之路贸易空前繁荣，西域与中原的人口往来更为频繁，为道教在新疆的传播注入更强动力。一方面，唐廷对西域实施有效管辖，设立都护府等军政机构，派遣大批官员、士兵驻守西域，其中不少人信奉道教，在驻守理政过程中，将道教文化带入当地社会，成为道教西传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民间商业往来兴盛，大批中原商民前往西域经商定居，进一步扩大道教传播范围。这一时期，道教在新疆的传播突破单一的聚居区局限，逐渐对周边民族的文化习俗与信仰体系产生一定影响，成为唐代中原与西域文化交融的典型特征。
（二）政治推动与制度支持
道教在新疆的传入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北魏时期，吐鲁番地区的豪门望族凭借自身政治影响力，为道教传播扫清障碍，并提供土地、物资等支持，加快了道教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速度。道教逐步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兴建道观、举办道教仪式等活动日趋增多。唐代皇室推崇道教，西域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尊奉朝廷政策，为道教传播与发展营造出宽松有利的环境。唐朝驻西域的各级官员，多将道教理念融入日常行政实践，使道教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
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为巩固边防推行移民实边、发展经济等政策，大量官兵、民众与商人进入新疆，其中不乏道教信徒，客观上推动了道教在新疆的再度传播。据《新疆图志》记载，清末新疆有道士288人（其中女冠13人），分布在南北疆17个府、厅、州、县，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增强，道观修建数量明显增加，道教相关仪式活动与信仰习俗也逐步传播开来。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清廷的治理政策及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密不可分。
（三）文化融合与道教的本土化调适
新疆为多元文化交汇之地，道教传入后主动融入当地文化，与既有宗教文化交流互鉴，逐渐成为多元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吐鲁番地区出土随葬衣物疏中，既有道教神名，又有佛教用语，体现了佛道融合的思想。这一文化交融现象在唐代尤为明显，道教与佛教、儒家思想相互借鉴吸收，打破宗教与文化的地域界限，形成具有新疆特色的道教文化形态。在民众信仰层面，无论是主管祸福、象征吉祥的道教神灵，还是代表慈悲、承载救赎的佛教菩萨，都能得到民众尊崇与信奉，呈现多神共奉、兼容并蓄的图景。
道教在新疆发展过程中，主动吸收本地民间信仰与文化元素，不断进行调适与创新。部分道教仪式与道教建筑融入地方民俗特色与艺术风格，使其更贴合民众生活习惯与审美偏好。和田市布扎克墓地出土的五代时期乳钉纹彩棺上，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像，在延续道教传统元素的同时，融入了当地艺术特征，增强道教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适应性与吸引力。
图为阿斯塔那2号墓出土的《北凉缘禾六年（437）翟万随葬衣物疏》
三、新疆道教文化的特色
（一）多元宗教交融下的信仰整合
新疆道教文化是长期多元宗教交融的产物。历史上新疆多种宗教并存，道教传入后与佛教、伊斯兰教等相互影响、彼此融合。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常能看到道教与佛教元素在同一文本中并存的情况。《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孝姿随葬衣物疏》既出现“比丘”“佛弟子”“特（持）佛五戒，专修十善”等表述，又融入道教的“急急如律令”常用语。这一现象反映出当时民间信仰不拘泥于单一宗教，而是依据现实需求，将不同宗教的教义、仪轨与神祇体系融合，形成兼具综合性、实用性的信仰形态。
（二）地域化的仪式与建筑风格
新疆的道教仪式和建筑形制，均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在仪式传承方面，中原地区道教传统规范在新疆与当地的 民俗活动相结合，如部分道教法事活动中融入新疆的音乐韵律与舞蹈形态，形成了具有中原道教内核与新疆特色的仪式，提升了道教文化的传播力与感染力。
在建筑形制上，新疆的道教宫观在传承中原规制的基础上，融合当地的建筑技艺。乌鲁木齐市近郊的西山老君庙是该特征的典型代表，该宫观坐北朝南，背靠骑马山、面向妖魔山，契合中国传统的风水营建理念，延续传统道教宫观规制。该建筑群以青砖灰瓦、雕梁画栋为主体风貌，延续了中原古建筑的风格。同时，在门窗雕花、屋檐造型等构造 上， 融入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建筑艺术元素，呈现出独特的道教建筑形态。坐落在天山博格达峰山麓、天池之畔的铁瓦福寿观，集中体现出道教建筑与区域自然环境、山地气候的有机融合。该道观以青砖墙体、铁瓦屋面的特色营建方式而得名，建筑形制与周边自然环境高度统一。一方面实现了人文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共生，体现道教“道法自然”的理念；另一方面适应天山山区地理与气候条件，进一步丰富了道教建筑的文化内涵。
（三）道教文化与社会生活深度交融
经过长期的传播与发展，道教文化深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俗节日方面，道教文化元素广泛融入地方传统节庆习俗。以春节为例，新疆各族民众在传承贴春联、放鞭炮等传统习俗之外，部分地区民众还保留道教祭祀传统，通过供奉祭拜太上老君等道教神祇，祈求岁时安宁、风调雨顺、农事顺遂。在民间艺术方面，刺绣、剪纸、木雕等民间工艺普遍使用太极八卦、仙鹤、松树等经典道教文化符号。
民间故事与神话传说，是道教文化在地化传播、融入民众生活的重要路径。新疆地域辽阔，人文与自然资源丰富，道教人物典故与神话叙事广泛流传。西王母作为道教重要神祇体系中的重要符号，其相关传说与新疆的自然景观、民间信仰相结合。其中，西王母居住在天山天池的传说最为典型，将道教文化意象与天山天池的地理风貌有机融合。这类民间叙事口耳相传，代代延续，推动道教文化融入新疆各族群众日常生活，成为凝聚地域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
道教自传入新疆地区后，历经长期的传播、调适与本土化发展，逐渐融入新疆多元文化格局，成为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过程清晰呈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新疆地区文化互鉴互通、融合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作者为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本文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历史上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6ZJFLY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平台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专项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ZK2025W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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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中国宗教》杂志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