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蓉 来源：微言宗教公众号20260705
四川是各大宗教和谐共存、共生共荣的地区，也是各民族以宗教为媒介交流交往交融的“大走廊”。在漫长的岁月中，四川各大宗教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融合巴蜀地域文化特色，持续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并融入其文化血脉，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宗教中国化道路。
一
早在东汉中晚期，佛教便沿“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翻越横断山脉传入四川，成为中国佛教早期传播的重要源头之一。初传时期，佛教依附于汉代蜀地盛行的神仙方术与西王母信仰，呈现出佛道交融的初始形态。成都万佛桥阿育王造像、绵阳何家山汉墓佛陀雕刻等文物都清晰地展现了这一时期佛教中国化的萌芽。
隋唐以来，四川高僧辈出，尤其是禅宗：什邡马祖道一、资州智诜、西充圭峰宗密，皆为名震天下、影响深远的禅宗祖师。尤其是马祖建丛林，奠定了佛教中国化的制度基础。宋代圆悟克勤于昭觉寺著《碧岩集》，倡“禅茶一味”，其影响至今在日韩仍广泛流布。清代破山海明禅师创双桂堂，重启四川禅宗法脉，传灯全川。五代时期广汉柳本尊创蜀地密宗，融合汉地伦理道德与民俗信仰，形成独特的密宗流派，深刻影响了川渝石窟艺术与民间信仰。与此同时，峨眉山逐步确立为普贤菩萨道场，跻身四大佛教名山，佛教信仰与蜀地山川人文紧密联系。乐山大佛、荣县大佛等摩崖造像，以其宏大规模和中国式造像美学，成为佛教中国化在巴蜀大地的标志性成果；安岳等石窟群将佛教造像与巴蜀审美相融合，形成独具一格的石刻艺术，堪称文化艺术交流融合的典范。独具特色的“川腔梵呗”传承至今，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川佛教还包含甘孜、阿坝、凉山等地区的藏传佛教。其教派齐全，寺庙众多，共融共存，包容性强，影响深远。早在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就传入康区，之后进一步传入阿坝嘉绒地区，并吸纳汉传佛教的禅宗、华严思想。元明清时期，随着汉藏文化交流的持续，康定、理塘、马尔康等地成为汉藏贸易与文化枢纽，四川的藏传佛教也更加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抗战时期，四川许多藏传佛教寺庙为抗日将士诵经祈福。出生于甘孜州理塘县的第五世嘉木样活佛在甘南地区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格达活佛为西藏和平解放付出生命，谱写了爱国主义的不朽篇章。
近年来，四川佛教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佛教文化中和谐、慈悲、包容的理念。峨眉山、昭觉寺、文殊院等寺院，既传承佛教文化，又彰显中华文化底色，成为四川宗教中国化的典范。四川藏传佛教寺庙积极推行“传统经院+现代院校”双轨教育，课程融入国家法规、中华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
二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创立与发展深植于蜀地。东汉张陵在四川大邑创立“五斗米道”，是道教来源之一。魏晋至隋唐，道教逐步走向体系化与正统化，与儒家伦理深度融合。唐末五代高道杜光庭入蜀修道弘法，系统整理道教经典、规范斋醮科仪、完善神仙谱系，推动道教成为成熟的制度化宗教。北宋安岳人陈抟融合儒道思想，钻研先天易学，其思想不仅丰富了道教理论，更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使道教与主流儒家思想深度交融。宋元时期，全真道龙门派于青城山发展出丹台碧洞宗，扎根西南并传承至今。明清以降，道教融入蜀地民间社会，城隍、土地、财神、药王等俗神信仰与道教神仙体系融合，青羊宫花会、都江堰二王庙祭祀等活动，从道教仪式演变为巴蜀地区家喻户晓的民俗盛会。成都道教音乐、青城武术相继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四川道教界坚持爱国爱教，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道教文化与天府文化融合发展，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公益慈善等领域积极作为。
三
伊斯兰教于元代传入四川，历经数百年发展，逐渐通过伊儒会通实现中国化。在明代“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成都、阆中、松潘、都江堰等地陆续修建清真寺，传播范围不断扩大。清代西北民众迁入四川，推动了经堂教育的兴起。四川伊斯兰教界主动吸收儒家伦理文化，将“忠君爱国、孝亲敬长、邻里和睦”等中华传统道德理念融入教义阐释，成都的宝真堂、清真堂、敬畏堂、丹腴堂、抱德堂等，编纂、刻版印刷的伊儒会通书籍近百种，形成了“以儒诠经”的巴蜀特色。
在建筑艺术上，四川清真寺融入中式传统建筑与川西民居特色。成都皇城清真寺、阆中巴巴寺、都江堰清真寺、松潘清真北寺等，采用飞檐斗拱、中式牌楼、青砖黛瓦的建筑风格，内部装饰融合中式木雕、石刻，实现了建筑形态中国化。
近年来，四川伊斯兰教界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推进“四进”清真寺活动，引导穆斯林群众遵纪守法、团结邻里，积极参与地方建设，维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良好局面，成为四川民族团结与宗教和谐的重要力量。
四
早在中唐时期，景教便已传入四川，在成都西门石笋街附近修建了名为“大秦寺”的教堂。明末清初，天主教由耶稣会士再次传入四川，此后因清初禁教而中止。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又一次传入，成都平安桥天主堂等教堂融合中式建筑元素与川西民居特色，形成中西合璧的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天主教开启了中国化的全新篇章。1950年，四川广元小寺山天主堂神父王良佐率领500余名天主教信众，率先在全国发表《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自治、自养、自传”，坚决摆脱外国势力控制，自主管理教会、自主开展宗教活动，拉开了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序幕，成为宗教中国化的里程碑事件。
近年来，四川天主教界以广元小寺山天主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载体，持续深化自立革新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信教群众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自觉融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五
基督教于19世纪中后期传入四川，初期由外国差会掌控，教派林立、仪式西化，与中国社会及巴蜀文化格格不入。20世纪20年代，全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兴起，四川基督教界倡导摆脱外国教会控制，建设“中国人自己的教会”，尝试用汉语阐释教义、结合中华传统文化讲道。1931年，基督教美以美会教友陶宗伯、车耀先等人在成都陕西街惠福茶楼旧址召开“中华基督教改进会”筹备会议，推举车耀先起草《宣言》和《简章》，经过长时间的筹备，于6月7日成立中华基督教社，主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推动宗教仪式与教会管理中国化，为后续的中国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基督教界积极响应全国“三自”爱国运动，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彻底割断与外国差会的一切联系，实现了教会独立自主自办。近年来，四川基督教界深入推进中国化进程，加强法治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引导信教群众爱国守法、敬业奉献，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自觉抵制极端思想与境外渗透，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成为服务社会、凝聚人心的积极力量。（作者为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独家原创，任何媒介转载须注明来自微信号“微言宗教”，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本文原载于《中国宗教》杂志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