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通真子墓碣铭》考释

2026-08-31

作者：荣国庆来源：中国道教协会公众号

　　元太宗（窝阔台汗）（1237～1244）时，全真派道士宋德方主持修纂《大元玄都宝藏》。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七年（1280），诏谕真人祁志诚焚毁《道藏》经文及板。至元十八年（1281），世祖令除《道德经》外，悉数焚毁，并诏谕天下。至此，《大元玄都宝藏》毁亡，关于此次修造《道藏》的记载也几乎湮没。陈垣先生据《祖庭内传》《通真子墓碣》记载，略述其情形，兼论秦志安与元好问、李俊民之交往。1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论述亦是如此。窪德忠认为，宋德方同秦志安、李志全等弟子在山西临汾县的玄都观着手编辑《道藏》，历时8年，“这部道藏的特点是收集了许多与全真教有关的书籍，其大部分内容通过明代编辑《道藏》流传至今。这些书中，有不少文章出自秦志安之妙笔”2。陈红彦据国家图书馆藏《太清风露经》，略论《元藏》所据为管州本《金藏》。3侯慧明则据《道家金石略》对此次刊刻机构及参与人进行搜检，提出刻局以全真教宫观为依托，太原七局以昊天观为依托，晋绛设局以玄都万寿宫为依托，秦中九局依托重阳万寿宫，怀洛五局依托王屋山天坛，平阳玄都观为诸局之首，参与者多为宋德方门系弟子。4元好问《通真子墓碣铭》是研究这一事件的重要参考文献，通真子秦志安也是此次撰刻的关键人物。今据相关史实与遗迹，对《通真子墓碣铭》略考如下。

通真子秦志安家世考

　　《通真子墓碣铭》开篇论其家世曰：

　　通真子讳志安，字彦容，出于陵川秦氏。大父讳事轲，通经博古，工作大字，为州里所推重。父讳略，字简夫，中岁困于名场，即以诗为专门之学，自号西溪道人。诗殊有古意，苦于琱斫而无迹可寻，当代文士极称道之。生二子，通真其长也。自蚤岁趣尚高雅，三举进士，而于得丧，澹如也。贞佑初避乱南渡，西溪年在喜惧，亲旧以禄养为言，不获已，复一试有司，至御帘罢归。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致家事不问，放浪嵩少间，稍取方外书读之，以求治心养性之要。既于二家之学有所疑，质诸禅子，久之，厌其推堕滉漾中，而无可征诘也，去从道士游。

　　秦志安家学始自祖父秦事轲，“通经博古，工作大字，为州里所推重”。“工作大字”，意有两解。一是“能作大字”，指书法而言。《山西通志》言明代周天球，“江南太仓人，有隽才，诗与文俱为一时冠。工书法，能作大字”。二是“作文字”，“大”为“文”之讹，代指书吏。朱熹《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中有“刘子羽选院吏数辈，作文字”。元好问自述写碑铭之意云：“往予，先君子令陵川，予始成童，及识通真子之大父。”泰和三年（1203），元好问十四岁时，他的叔父元泰（元好问出生7 个月就过继给叔父）任陵川县令。元好问结识秦事轲，当与其叔父任职有关。从上下文所解，似为书吏更贴切。

　　秦志安之父秦略（1161～1228），字简夫，自号西溪老人。元好问《中州集》选秦略诗十三首，并略记其人，“简夫少举进士，不中，即以诗为业。诗尚雕刻而不欲见斧凿痕，故颇有自得之趣。《悼亡》一诗高出时辈，殆荆公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难者’耶。年六十七卒，临终留诗云：‘躯壳羇栖宅，儿孙邂逅恩。云山最佳处，随意著诗魂。’简夫，自号西溪老人。有集行于世。子彦容为黄冠师，今在平阳”。元好问论诗注重真情实感，崇尚雄浑、高古、自然、醇雅的风格，《通真子墓碣铭》再论秦略称其“诗殊有古意，苦于琱斫而无迹可寻，当代文士极称道之。”称赞其高古、自然的风格。元好问曾作《送诗人秦略夫归苏坟别业》：“三月不见君，渴心欲生尘。论文一樽酒，雅道谁当陈？”5诗述与秦略友情，并表达了对其学识的赞赏。

披云子自赞龛

七真龛

三清龛
玄真龛

　　秦志安长元好问两岁，因祖父与父亲的关系，二人交往也非常人可比。秦志安曾4次参加科举，都不得中，遂淡泊功名，一心求道。据《通真子墓碣》，秦志安于《元藏》既成之五月二十五日（1244）去世，得年57岁，可知，秦志安出生于1188年。金代章宗朝（1191～1208）共举行六次科考，最后一次是泰和六年（1206），是年秦志安18岁，元好问16岁，共同参加了这次科考。泰和六年科考，取士二十七人，陵川籍榜上有名者5人，武天和举经义第一。泰和间，陵川武氏父子先后状元及第，有“武氏三状元”之称，金代陵川科举事业可见显赫。卫绍王朝时（1209～1213）举行两次科考，大安元年（1209），崇庆二年（1213），两次共取进士200余人。金贞祐二年（1214），蒙军南下，蹂躏河东，秦志安一家逃难至河南，居少室山。秦略作《少室山卓剑峰》：“神威洗尽世间仇，电歇雷闲怒气收。一柄太阿留少室，却擎空掌华山头。”宣宗贞祐三年（1215），诏免府试。“赴会试者几九千人，而取八百有奇”，最终选进士120余人。6故《通真子墓碣铭》有“贞佑初，避乱南渡。西溪年在喜惧，亲旧以禄养为言，不获已，复一试有司，至御帘罢归”之说。四次科考不第，秦志安开始涉略方外之书，求治心养性之要。这里要补充一点的是，元好问在此之后，又参加了两次科考。兴定五年（1221）及第，因被诬为“元氏党人”，不就选任。正大元年（1224）才在赵秉文推荐下入选宏词科第，这一年，元好问35岁。

　　正大五年（1228），秦志安40岁，其父秦略去世，秦志安“遂致家事不问，放浪嵩少间”。王锦萍认为：“当时秦志安已年过四十，很可能已有妻儿。然对其家人状况及入道后与世俗家庭的关系，元好问所作墓志铭只字未提。”“然虑及碑记作者多为儒者的身份，这种缺失很可能是有意为之，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淡化入道士人儒子出身却背弃儒家伦理的不争事实。而入道士人的弃家行为直接指向的，是儒道思想在出家与入世问题上的根本性冲突。”7此论最接近元好问之本意。金元之际，士人失去社会精英的群体优势，很多人入佛道，想在其中寻找人生慰藉，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秦志安随宋披云于昊天观

修造石窟考

　　1234年，金亡。是年，秦志安《寄李俊民》诗云“先生高见真吾师，速营菟裘犹恨迟。窗明炕暖十笏地，松风萧萧和陶诗。山野已寻云外路，直入天坛最深处。踏开李愿旧游踪，请君自草盘谷序”，表明了自己向道之决心。“踏开李愿旧游踪，请君自草盘谷序”，用韩愈写作《送李愿归盘谷序》的典故，表达对友人隐居生活的向往，也向好友流露了自己入道修行的愿望。李俊民（1176～1260），金章宗承安五年经义第一，授应奉翰林文字，文名雄于一时。金亡后，李俊民隐居于嵩州鸣皋山，后迁徙至怀州(今河南沁阳)，不久又隐于西山。李俊民收到秦志安《寄李俊民》诗后，作《和秦彦容韵五首》以应答。诗中充满对时势的担忧以及对秦志安的期待，表达了儒士面对政治危局时的慷慨气节，以及亡国的无奈。对秦志安弃儒从道的选择，有些不解，却又不知如何劝解。其一云：“养贤列鼎手自烹，燮调元化和如羮。马蹄一蹙燕地裂，毡裘尚拂阴山雪。将军表请愿出师，壮士戈挥惟恐迟。武成才试二三策，黍离已见闵周诗。纵横门外豺狼路，我老此身无着处。君不见平淮十万兵，犹向襄阳守朱序。”又言：“望中云海蓬莱路，谁道乐天无归处。一千年鹤再来时，行雁难将弟兄序。”金元变革之际战乱，逃禅隐道成为士子的新选择。也就在这一年，秦志安在上党，碰到全真派道士宋德方，即拜师入道。《通真子墓碣铭》云：

　　河南破，北归。遇披云老师宋公于上党，略数语即有契，叹曰：“吾得归宿之所矣！”因执弟子礼事之。受《上清》《大洞》《紫虚》等箓，且求道藏书纵观之。

　　1234年，披云真人宋德方携带秦志安随即北上，游于太原。《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披云真人》载：“甲午游太原西山，得古昊天观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像，俨存壁间，有宋童二字。师修葺三年，殿阁峥嵘。”元延佑七年（1320）《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记：“甲午，（宋德方）率门徒游太原之西山，得古昊天观故址，榛莽无人迹，中有二石洞，圣像俨存。壁间有‘宋仝’二字。真人葺之三年，恍然一洞天也。”

　　在太原昊天观，秦志安开始了全真道派的修真生活。不同的是，这次学道修真不是简单读书养德，也不是外凡修炼，而是营造石窟。张明远《龙山石窟历史分期问题研究》概述说，龙山石窟共有洞窟9个（原计8个），雕像65尊（原计28尊或27尊）。这些洞窟应为两期工程（一般将其归为元代石窟），第一期4、5窟为前期工程，建于唐代；第二期1、2、3、6、7、8、9窟为后期工程，由元代宋德芳及其弟子秦志安和李志全主持开凿，具体时间为1234年至1239年。史岩《龙山石窟考察报告》更具体地描述了不同洞窟的凿刻时间。8张明远认为，除开唐代遗存2窟外，宋德芳甲午（1234）至丙申（1236）开窟6窟，之后前往平阳。时隔一年，他的弟子们在这里继续完成了第9窟的凿造工程。9张明远、史岩尽管细节论述方面不尽相同，但都认为太原西山昊天观龙门石窟造像大多数完成于1234年至1236年间，是全真派道士宋德方及其弟子宣传教派思想的修行活动。

　　根据现场调研和现有研究成果，可以描述出这次秦志安追随宋披云具体的凿窟修行活动。虚皇龛现存雕像21尊。张明远认为：“正龛如是虚皇——老子，两侧20真人，可能是颂扬全真教主王重阳及其弟子丘处机携18门人拜见元太祖成吉思汗，后使全真教勃兴的事迹。”这一推测既有史实依据，又与披云真人宋德方欲光大全真道的思想相通，立论可以成立。《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曰：“初，大元太祖圣武皇帝遣近侍刘仲禄起长春师于东海，其从行者一十八人，真人与其选。”《元史·释老传》亦云：“丘处机，登州栖霞人，自号长春子。年十九为全真，学于宁海之昆嵛山，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同师重阳王真人。”“岁己卯，太祖自乃蛮命近臣札八兒、刘仲禄持诏求之。处机一日忽语其徒，使促装，曰：‘天使来召我，我当往。’翌日，二人者至，处机乃与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见焉。”这是全真道发展的重要契机，之后其发展得到了元政权的大力支持。以石窟造像纪念此事件，既是全真道教史的具像化表达，也可以向信众传递出王朝支持的信息，便于确立全真道的地位。洞窟石刻也专门刻上了“当今天子，亿万斯年”的祝语。

　　三清龛现存雕像15尊。中有三清像3尊，其余6真人，6童子。三清是道教中的三大尊神，即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因此引窟造像也是全真道与传统道教教义的结合，其余6真人、6童子也仅取其崇拜之意，不具指向性。

　　辨道窟现存雕像4尊。辨道窟，顾名思义是道士栖止辨道之所。史岩以为，这一石窟中正中为披云子宋德方纪念像，左右各一侍从，右侧石壁间刻有高浮雕朱门，一门半启，一人露半身作探望状，宋金墓室常有此类题材，应为“孝思”之义。张明远则以为正龛为王重阳或丘处机，左右侍从为披云子两位恩师长生师、长春师，门童为宋披云。两论皆有所据，但与弘扬全真道教义思想并不吻合。《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记载宋德方时说：“儒道经书，如《春秋》《易》《中庸》《大学》《庄》《列》等，尤所酷好。外虽诗书子史，亦罔不涉猎。于中采其性命之学尤精粹中正者，涵泳履践，潜通默识，光明洞达，动与之会。”这正符合王重阳所论“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此窟中人物，非必为谁，只是辨道之思，识心见性，性命双修之全真道教义的具像化而已。

　　七真龛有雕像8尊。入口上方题额刻有“玄门列祖洞”，亦称“祖堂窟”。七真人当为丹阳子（马钰）、长真子（谭处端）、长生子（刘处玄）、长春子（丘处机）、玉阳子（王处一）、太古子（郝大通）、清净散人（孙不二）。这是第一次把全真七子纳入道教造像题材，标志着宋德方、秦志安开始思考全真道教史的问题。之后引起了全真道教对道教起源、分期的集中讨论。毛养素对道教的历史颇有研究，在为秦志安《金莲正宗记》题序时，将道教的历史追溯至轩辕黄帝，并总结黄帝、老子以来，下至周、秦、汉、唐道教发展的历史，概括出各时段道教发展的特点。10龙山石窟不仅雕造三清、三师，而且又增加了全真七子及其弟子的内容，对全真道“三教圆融”的思想也有所关照。11之后，重修芮城永乐宫时，在那里也设置了七真殿。

　　修造龙山石窟的3年时间里，披云真人宋德方、秦志安、李志全，应当是对全真道教史及教义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基于全真教派的新体系。在1234年到1236年，秦志安的道学修养水平和宋德方的思想最大程度地融合。龙山道教石窟造像用虚皇、三清、祖师、七真人的实体形式展示了对道教传承史的思考。在宗教造像中，也完成了其宗教思想的升华。1236年7月，秦志安作《披云创凿石室颂》：“披云之老仙，占龙山之口。凿千寻碧玉之岩，幻数洞黄金之像。玄台共汉月争高，杰阁与晨霞相抗。幸有灵之拱卫，亘万劫而无量者也。”这是对宋德方石窟造像的高度评价，道教石窟使全真道抽象的信仰理论以物化的形式展现在信众面前。同时，也表明元初全真道已经开始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向传统道教靠拢的发展趋向。12这些思想，后来集中表现在1241年秦志安著述的《金莲正宗记》中，成为全真道教史开端之作。3年的道教学习，塑造了秦志安的道教思想，也开创了重修以全真教派为中心的道教典籍的契机。

秦志安于平阳玄都观

总揽《元藏》纂修考

　　《通真子墓碣铭》云：

　　披云为言：“丧乱之后，图籍散落无几，独管州者仅存。吾欲力绍绝业，锓木宣布，有可成之资,第未有任其责者耳，独善一身，曷若与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谨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校书平阳玄都以总之。其于三洞四辅，万八千余篇，补完订正，出于其手者为多。仍增入《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绎仙》《婺仙》等传附焉。起丁酉（1237），尽甲辰（1244）年，中间奉被朝旨，借力贵近，牵合补缀，百万并进，卒至于能事颕脱，真风遐布，而通真子之道价益重于一时矣。通真子记诵该洽，篇什敏捷，乐于提诲，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虽日课校雠，其参玄学、受章句自远方至者，源源不绝。他主师席者，皆窃有望洋之叹焉。宝藏既成之五月，为徒众言：“宝藏成坏，事关幽显，冥冥之间，当有阴相者。今大缘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参半，天无阴翳，忽震电风烈，大木随拔，遽沐浴易衣，蜕形于所居之樗栎堂，得年五十有七。高弟李志实、郭志希等，以乙巳年正月奉其衣冠宁神于天坛之麓，披云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于代。

　　《汉书·艺文志》“道家”“数术”“方技”中有道教相关著作200余种，约4000卷（篇），此为道经之滥觞。东汉《太平经》170卷，为早期道教之经典，张角据此创“太平道”。晋代葛洪《抱朴子·遐览》列道书目录260种，1299卷。南朝宋明帝泰始七年（471），道士陆静修奉敕编撰《三洞经书目录》，录道书1228卷。南朝梁阮孝绪《七录》，收录时存道书425种，1138卷。《隋书·经籍志》分道书为“经戒、服饵、房中、符箓”四部，总计377种，1216卷。

　　《道藏》源起于唐高宗、武后时期，称《一切道经》。唐玄宗开元年间组织编修《道藏》，分为“三洞四辅十二类”，收入道书3744卷，此为后世《道藏》之范本。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张君房主持增修《道藏》，编成《大宋天宫宝藏》4565卷。宋徽宗政和年间，道士元妙宗、王道坚编成《万寿道藏》5481卷。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诏以汴京《道藏》经板移付中都天长观。明昌二年（1191），道士孙明道于燕京重刊《道藏》共6455卷，题为《大金玄都宝藏》。陈垣先生指出：“孙明道盖旧派道士，非全真。全真创教之初，固不以前此道藏为重。金为元灭，经藏复废，长春弟子宋披云始收拾亡佚而重建之，距《金藏》之成，仅五十年耳。”13不难判断，宋披云再撰《道藏》有两个目的，一为继长春宗师之遗愿，一为以全真道之思想重整《道藏》。当然宋披云重编《道藏》，非一己之力，实时势使然。

　　金元变革之际，儒士科举无门，在蒙古征服战争中，全真道的重要宫观中收容了许多落难士人。平阳士人段成己称“自天兵南牧，大夫士衣冠之子孙陷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百人，一入于道，为之主者，皆莫之谁何，而道之教益重。既占道家之籍，租庸调举不及其身，非有司所得拘，而道之教益盛”14。1237年，耶律楚材主持丁酉选试，专为确定儒户而举行，约有4000名前金士人通过了考试。这些士人，一部分选择就职于耶律楚材在平阳设立的经籍所。一部分则选择皈依全真道。这些人成为了宋披云编纂《道藏》的人才资源。宋德方在游历各地的过程中也曾有意识地搜寻合适的人选，原来一心准备科举入仕，后在战乱中投靠全真道、参与《道藏》编纂的前金士人当不在少数。15《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曰：“首于中阳晋绛置四局以事刊镂……继于秦中为九局，太原七，潞泽二，怀洛五，总为二十七局。局置通□之士，典其雠校，俾高弟秦志安总督之。役功者无虑三千人，衣粮日用，皆取给于真人（秦志安）之身。”16据《元代道教金石略》，参与此次编纂工作的有潘德冲、李志全、何志渊、魏志冲、贺志庆、毛养素、李道谦、李无欲等，皆以儒士入道，有极高的文化素养。

　　此次编纂秦志安居功至伟。己亥（1239），李俊民作《和秦彦容韵》：“花信风传阆苑杳，腾空鹤驾望仙郎。当年谁为看炉鼎，曾得丹砂入药囊。”17对秦志安多了许多欣赏。这一年，泽州长官段直在泽州兴学，请李俊民出任教授，期待道教文化能在百废待兴之际起到重要的作用。18同年，元好问50岁，春季由济源出发，取道平阳，返回家乡秀容，作《送杨次公兼简秦彦容、李天成》：“海国山如染，云堆草易荒。时危频虎穴，路绝更羊肠。吊影双蓬鬓，携家一药囊。殷勤秦与李，无惜借余光。”19全诗写出了遗民之感，而对秦志安和自己的友情之重，也心有戚戚焉。是时，秦志安居平阳玄都观总纂《道藏》。元好问对秦志安由儒入道，有很多不理解，但对他的学识却很关注。故其在《通真子墓碣铭》中对秦志安居太原与宋披云凿龙门石窟，只字不提，而对其总纂《道藏》独加赞赏，认为“通真子之道价益重于一时矣”，“他主师席者，皆窃有望洋之叹焉”。秦志安的才学足堪其任，最终编纂完成《大元玄都宝藏》18000余篇，刊行印制130藏，归之于名山洞府。《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记载：“真人（宋德方）首制三十藏。藏之名山洞府。既而诸方附印者有百余家。”经过此次编纂，秦志安等将大量全真派经典文集编入《道藏》，从历史和经典的角度确立了在道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与旧道教并驾齐驱，并获得了继续发展的力量源泉，《玄都宝藏》刊刻意义亦在于此。20

　　更为重要的是，秦志安作《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绎仙》《婺仙》等传附焉，构建了全真道教史。陈垣先生指出：“全真之兴，几及百年，迨元太宗十三年，秦志安撰《金莲正宗记》，全真始有教史，然其书前则滥收钟吕，后则止述七真，大辂椎轮，未为善本。迨天乐道人李祖谦撰《祖庭内传》，至元八年撰《七真年谱》，二十五年又撰《甘水仙源录》，全真教史始大备。”这段论述肯定了秦志安的开辟之功。秦志安关于全真道教史的传述，是追随宋德方在龙山石窟建造时对全真教派系统思考的结果。今天看来，元代道教鼎盛时期，各派别对教史的记录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但历史的真实并非如此。《元史·释老传》中除全真道教之外，还有其他教团，影响较大的有太一教、真大教、天师道、上清派等，都和当时统治者有密切关系，各派之间教义不同，宗旨也有差异。即使在全真道教内部，王重阳去世之后，各弟子之间也存在复杂的个体差异和联合关系。宋披云、秦志安继龙山石窟雕修七真龛后，1241年，秦志安著《金莲正宗记》，正式确认了全真道“五祖七真”的正统地位。书中将东华帝君确定为全真五祖第一位，上接三清四御，下接五祖七真。中统三年（1262），在全真掌教张志诚的努力下，忽必烈褒封全真五祖七真，正式完成了全真道祖师谱系的建设，确立了全真派在的道门正统地位。但要注意的是，“七真堂”的实践始于龙山石窟，是先有了对全真道历史的实体化思考之后，才有了全真道教史的系统性描述。

　　（作者单位为晋城职业技术学院。本文刊于《中国道教》2020年02期。）

注：

1.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上海书店，1989年，第25～28页。

2.（日）窪德忠著，萧坤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35页。

3.陈红彦：《〈玄都宝藏〉与〈太清风露经〉》，《中国道教》，2007年第4期，第40页。

4.侯慧明：《元刊〈玄都宝藏〉刻局与玄都观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92～96页。

5、19.（金）元好问：《遗山集》，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卷七。

6.薛兆瑞：《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1、192页。

7、15.王锦萍：《儒家子，道者师——金元之际全真教团中的入道士人》，《新史学》，2013年第4期，第55～92页。

8.史岩：《龙山石窟考察报告》，《新美术》，1980年第2期，第33～42页。

9.张明远：《龙山石窟历史分期问题研究》，《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第129～137页。

10.张广保：《元代全真教关于道教起源、分期的讨论及申论》，《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86～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