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海龙
白云山，地处陕西佳县（明清时期属于葭州）城东南，濒临黄河。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云游道人玉凤真人在地方官绅与信众支持下创建白云观。三十六年（1608），朝廷派遣五名全真道士住山管理庙务。四十六年（1618），明神宗赐额“白云胜境”，并颁赐《道藏》一部，香火大盛。一座边陲荒山由此跻身御赐名山之列。此后四百余年屡经扩建、修缮，白云山发展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真武道场，每年来此进香的香客游人达百余万人次。真武作为受历朝加封的神祇，其信仰传入陕北后并未停留于官方赐额所确立的形态，而是被当地多民族共存的信仰生态重塑，逐步融入乡土社会，最终演化为具有地域化特色的神祇。白云山真武信俗的发展演变历程，生动反映了官方信俗逐渐融入乡土百姓日常生活的过程。
一、多民族共祀：信俗的形成
历史上，陕北地处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错融合地带，亦是晋、陕、蒙、宁四省区的交通孔道。这一位置决定了白云山真武信俗自始便溢出了单一汉族信众的范围。入清以后，随着汉蒙民众交往日趋频繁，白云山逐渐成为不同民族民众共同朝拜之地，现存碑刻对此有清晰记载。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立的《创建白云山五龙捧圣宫碑记》载：“晋之东，河之南，以及齐秦之区，四方朝谒者，夏四月，秋九月，往往不远千里而来。” 光绪年间《补葺白云山神路碑记》的记载更为具体：“四月八日设会。秦有神、怀、绥，晋有兴、临以及蒙古人民，至期纷纷携男挈女而来。”宣统二年（1910）《重修无量祖师殿碑记》亦载：“每于正、四月会间，朝山进香之人，道路不绝，香火丰盛者，盖有年矣。”近代曹颖僧在《延绥揽胜》中写道：“陕北各县民众，暨伊克昭盟七旗蒙人，群斋戒朝山，进香礼佛。”不同时期的记载相互印证，勾勒出一个以白云山为中心、辐射数省区的多民族信俗。
蒙古族信众的持续参与，构成白云山真武信俗独特的地缘性格。他们的朝山进香，不但接受了汉地的信俗，而且将风调雨顺、牲畜繁盛等祈愿也带入白云山信俗文化之中。这种跨族群的信俗在其他地方真武道场中颇为罕见，究其根由，地理位置之外更有功能层面的契合。真武位镇北方、司水司战的神格，恰与农牧交错带上不同生计人群的共同期盼相应。北方汉族农民视真武为祈雨禳灾之神，而近代信俗调查所见，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朝山进香已成岁时惯例。族群背景不同而功能期待相通，是白云山真武信俗得以跨越民族界限的内在逻辑。
二、香会：信俗传承的民间组织基础
多民族共祀体现了白云山真武信俗的空间广度，其组织形态的民间性则揭示了这一信俗扎根乡土的深度。支撑白云山四百余年香火的并非朝廷的持续投入，而是白云山周边州县村社自发结成的香会。所谓“香会”，是特定区域内信众自发组织的进香团体，当地信众称之为“会”或“朝山会”。香会以村社为单位，自行解决进香途中的食宿、仪仗、供品等，并非临时性的进香队伍，而是具有稳定架构、世代传承的地域性信俗组织。
香会形成于清初，经康雍乾三朝的演化整合，至道光年间形成“六大会”格局，分别是绥米头会、绥米二会、榆林三会、兴临四会、吴延五会与榆怀六会。各香会设会长、监事，由热心公益、信仰虔诚者担任，其权威来自乡里声望而非任何行政授权。会长定期组织本会信众进香，定期上山议事，共同决定庙会的组织与运转，并代表本会参与庙会期间的集体祭祀仪式。从建庙、修缮到进香以及戒律的监督，香会全面介入白云山的各项事务——或动议，或募资，或督工，由此形成道士与会首协作共管的运作模式。全真道士主持宗教科仪与宫观日常，香会负责组织信众、筹措资财、管理庙会。官方的支持集中于万历年间派遣道士与赐额、赐经，为白云山确立了正统性的起点；此后宫观的存续与香火的延绵，则主要依靠香会这一民间组织的世代维系。白云山真武信俗的传承逻辑，本质上是经由“会”的微循环自下而上完成的。
三、周期性庙会与信俗的传承延续
庙会是香会的周期性仪式展演。白云山一年三度庙会：三月三真武圣诞、四月八开光纪念、九月九得道飞升，后又增正月十五元宵庙会。其中四月八庙会规模最盛，会期有八天，是陕北高原最重要的民间信仰盛事之一。四月八庙会的日程安排呈现出“以信俗为中心、以香会为单元”的清晰结构。前半段以道士科仪为主：分为净坛、起经、参神、进表诸仪。道士焚香诵经，上祈国泰，下保民安。后半段转入民俗性仪式，各香会分期分批朝山进香，唢呐仪仗开道，迎香纸、迎布施、迎供品次第举行，仪式古朴庄重；抽签问卜、询问农事收成与人口平安等环节，则把神圣信仰与世俗关切连为一体。从四月初一的“薰坛”到四月初八的“观彩灯”，道教科仪与会首敬拜交替进行，共同编织出神圣与世俗交织的仪式图景。
庙会的意义不仅在于仪式本身，也在于其社会文化功能。在会期之内，陕北各县及山西、内蒙古的信众云集，除了敬神还愿之外，还兼有物资交易、走亲会友、观演社戏诸项活动。庙会由此成为整个信俗群体交流物资、联络情感、寄托年度期盼的空间，而每一次庙会都是这一跨地域信俗群体的周期性确认与情感共振。在这个意义上，白云山庙会是当地社会中生长起来的信俗群体的集中展演：信俗在此不是孤立的个人的活动，而是社区性的情感联结；庙会不是单向的神祇祭祀，而是人与人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的双向互动。周期性仪式不断形成新的凝聚力，从而使之成为陕北高原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
四、全神庙格局：乡土之俗对敕封之神的改变
白云山真武信俗的另一显著特征，是以真武为主、兼祀百神的全神庙格局。山上以真武为主神，同时供奉儒释道神明，以及送子娘娘、财神、马王、牛王与水草大王等民间与北方少数民族崇奉的神祇百余尊。这一格局是民间信众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塑造的结果。作为陕北最重要的真武道场，白云山吸纳了周边村落社庙中的各路神明；与此同时，借助香会，真武信俗也被传布至各村社。白云山与乡土社会之间形成了神明谱系上的双向流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吸纳并非诸神的生硬并置，而是经由乡土智慧有机融合而成。真武虽因历朝敕封而享有正统神祇的名位，但在白云山的日常信仰实践中，它始终与各路乡土之神共享香火。信众上山，既拜真武，也拜佛陀、娘娘、财神、牛王等。古代官方确立了一位主神，百姓则在同一座山上为它安置了众多旁祀，使官方认可的信俗在民间实际运作中演变为以真武统领、多元并存的信仰空间。主神与众神共处一山，正是乡土之俗对敕封正统之神的成功改变；白云山真武信俗之所以绵延至今，正是源于这种以主统多、兼容并蓄的文化机制。
（作者为北京物资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独家原创，任何媒介转载须注明来自微信号“微言宗教”，否则追究法律责任。本文原载于《中国宗教》杂志202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