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四观文化公众号 2025年3月11日
《天机贯旨红囊经注解》序
近年来，推动传统文化“活起来”已成为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方向，也为传统“文教”指明了前行道路。“文教”，简言之即“以文教化”，其内涵广泛，涵盖中国社会的诸多层面，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层面以及其他社会层面。“文教”是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而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一旦“文教”出现断裂，文字、文献、文物以及传统文化都可能沦为“死物”，失去其鲜活的生命力与传承价值。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无处不在。其中，天地日月的天学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谱系，是以天为核心构建的文化体系，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议题。在广为流传的《千字文》开篇，便生动描绘了天地日月的初始状态：“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幼学琼林》同样开篇明义：“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由此可见，天地日月不仅是古代人类探索自然世界的核心问题与最高目标，更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根本依赖。正如《礼记》所言：“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天地日月既是民众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源，也是人类认知世界过程中重大的哲学思辨主题。
中国人最早的宇宙观认为，鸿蒙之初，宇宙是一团混沌不清的“玄黄”之气。随后，清明之气逐渐上升，形成了天；赤黄之气逐渐下沉，形成了地。同时，天上的日月星辰，它们严格遵循自然规律运行；地上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各类生物也相继出现，它们均按照天地自然的规律生存繁衍，人类便是从这些生物中逐渐进化而来，最终成为天地间文明的创造者。
作为自然之子，人类在进化成人、繁衍生息以及文明进步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领悟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天人合一”的思想也由此深深根植于人类的意识之中。这种宇宙观的源头可追溯至远古。后来也体现于老子的思想中。老子认为宇宙起源于“道”，他在《道德经》中阐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一”，指的是宇宙混沌“玄黄”的初始状态；由“一”分化出的“二”，即天地，也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所探讨的阴阳；天地间以阴阳化生出万物，即为“三”。那么，“道”究竟是什么呢？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道”虽可表述，但并非我们日常所言之物，它“玄之又玄”，既玄妙又神秘，大到无边无际难以探索，却又蕴含于天地间的每一个具体事物之中，即万物皆有“道”。这个“道”蕴含着天地运行的规律与法则，“程朱理学”将其称为“天理”。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在《中庸章句集注》中指出：“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这里的“气、形、理”是三位一体的。“气”是化生成“形”（万物具体形态）的关键条件，即“阴阳五行”；而万物之“形”一旦生成，便包含了各自独特的“理”。我们常说的“格物致知”，便是通过研究每一个具体事物，从而领悟其中所包含的道理。
天地自然在运行过程中，随着阴阳变化、五行韵合，“气、理”相互演化，进而作用于“形”，产生了对人类生存发展影响各异的环境。能给人类带来益处的有利事物，通常代表着“吉和福”；反之，那些带来凶险的事物，则代表着“凶与祸”。古代人类为了趋吉避凶、迎祥纳福，为生者寻找环境适宜的居所，为逝者寻觅理想的墓穴，由此诞生了古代流传下来的独特学问——堪舆地理学。
古人对天文地理的学问极为重视。先秦时期，通习术数之人备受赞赏，被赞为“识天文，知地理，晓人事”。陆象山也曾说：“通天地人曰儒。”而研究天文、地理与人事关系的堪舆学说，在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堪舆，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堪，本意是隆起的高地，引申为观测天象，代表天道；舆，本意是车厢，后喻指地理疆域，意为选择地形，代表地道。堪舆二字，即察勘地理之意。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堪舆地理学门派众多，各成体系且完备。其中，生活于明清之际的堪舆学家李三素作为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其“红囊地理学”凝聚了毕生心血，在堪舆地理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里程碑意义。而作为一代“通儒”，李三素并未因朝代更迭、社会变乱而停止对堪舆大道的探索。他在长期实践、探究天道、地道、人道关系的过程中，去伪存真，摒弃了宋至明代错误的堪舆理论，运用“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思维方式认识天地自然万物，认为“天下之理，归于一定”，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囊地理学”。其核心涉及“天地合一”的知识学问，是红囊地理文化的精髓所在。这些都是古人长期观天测地的经验总结与智慧结晶，也是对晋代郭璞和唐末杨筠松堪舆理论高峰的再次梳理与升华。“红囊地理学”集中体现了以李三素为代表的古圣先贤的卓越智慧，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同时又具有独立完整的体系，涵盖面极为广泛，是值得深入关注与考证的中国古代重要堪舆理论体系。
我在《大成之道》中曾提出，玄学是“作向内求”，科学是“作向外求”，若一切都以“科学”的标准来评判所有学问，本身就不科学。传承数千年的中国堪舆文化，其思想已深深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更蕴含着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涵。全盘否定中国古代堪舆学，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在作祟。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堪舆体系的积极因素，摒弃其中的封建糟粕，是现代文明时代堪舆文化学者应当重视与关注的重要课题。
罗明泽先生作为李三素“红囊地理学”的嫡传徒裔，对中国古代堪舆文化是哲学、玄学还是迷信的探讨，具有积极意义且导向健康。罗明泽先生以人文地理学者应有的严谨治学态度，投身于中华堪舆地理文化研究二十余载，深入堪舆文化典籍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虚心向无数隐士高人、明师明家诚敬求学，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知行合一的态度，最终彻悟堪舆真谛，他总结归纳了“红囊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与操作规程，梳理了“红囊地理文化”的理论架构，即：“红囊地理文化”源于“程朱理学”关于“理、气、形”的哲学思想，是古代天地起源哲学观在堪舆理论中的具体体现与运用。这实际上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堪舆文化中的具化，是服务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人类对天地人的敬畏之心。
中国古代堪舆地理文化作为中国易学文化思想的重要分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河中关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内涵。罗明泽先生为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先贤绝学，对李三素“红囊地理文化”著作进行注解，将先贤李三素多年研究堪舆文化的部分珍贵资料公之于众，以与时俱进、富有生机的现代形式，去粗取精、推陈出新，使其重构于当下，并辅以基础知识进行堪舆文化普及，对于推动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各层面“活起来”，具有极高的价值与深远的意义。基于此，我们完全可以称罗明泽先生为李三素红囊地理文化的杰出理论研究者和堪舆实践者。
本书是罗明泽先生对清代堪舆学家李三素红囊地理文化著作《天机贯旨红囊经》《天机一贯红囊经》的深度注释解读与精心总结提炼。从《李三素红囊地理文化与“程朱理学”》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罗明泽先生从哲学内涵的高度研究古代堪舆文化，从朱熹所说的“理”的层面探讨古代堪舆文化的天地大道，从朱熹所说的“术”的角度解读堪舆学的理论源流，这与当今各路堪舆理论的研究方向截然不同，值得赞赏与关注。
罗明泽先生将古代堪舆学分为四大类别：周易义理派、周易象数派、五行生克派、天地源流派。其主要依据是，宋代以后，以集儒、道、释于一身的易学大家陈抟为代表的易学研究成果丰硕，宋及宋以后的堪舆学家纷纷借鉴这些易学家的《周易》研究成果，将《周易》的义理、象数理论引入堪舆学，并与五行相生相克理论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了流传至今的不同堪舆流派。
罗明泽先生认为，原本的堪舆术并不包含《周易》的义理、象数及五行相生相克内容，而是远古到晋唐文明时期人类对天文、地理与吉凶关系的经验、智慧总结，是对天、地、人和谐相处规律的把握。因此，他认为堪舆术来源于《周易》是一个伪命题。由此可见，罗明泽先生作为一名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实事求是的人文地理学者，真正从学术层面、哲学高度、文化价值出发解读中国古代堪舆文化，为古代堪舆文化“正名”，使人们跳出了将古代堪舆术视为“玄学”和“迷信”的认知误区，为我们正确认识古代堪舆理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正如罗明泽先生所说，李三素红囊地理学的研究价值在于，李三素将“程朱理学”关于“理”“气”“形”的学理关系融入堪舆文化范畴，从哲学高度认识、解读古代堪舆文化。我们认为，这一视角全新独特，是其他堪舆学理论所不具备的，值得广大堪舆学者借鉴。它为我们认识古代堪舆文化的价值开辟了新路径，有助于摒弃以神秘主义、唯心主义为基础的谶纬、卜筮等封建迷信思想，摆脱长期以来将堪舆学视为迷信的桎梏，使人们回归到理性认识古代堪舆文化的正确道路。
以此为序，谨飨读者。
廖彬宇
2024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