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十三期“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坊”
马西沙先生讲述“为中国道教及民间宗教研究创发新路——40年来我的学术研究”
来源： 中国宗教学术网 2020年8月13日
链接：http://iwr.cass.cn/xw/202008/t20200813_5169263.shtml
2020年8月11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举办2020年第十三期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坊，本次工作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郑筱筠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马西沙研究员做了主题为“为中国道教及民间宗教研究创发新路——40年来我的学术研究”的精彩讲座。
讲座主要回顾马西沙先生四十年来对中国道教、民间宗教的创发性研究，及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学科构建历程，揭示学术研究成功的基本要素。
马西沙先生通过详细讲述其组织道教室同仁编写《中国道教史》，以及自己撰写《中国民间宗教史》，主编《中华珍本宝卷》的过程，为大家指明学术研究成功的基本要素。同时，马西沙先生通过讲述我国100多年来研究道教、民间宗教的三个阶段，用这三个阶段的内在逻辑，揭示我们当下研究工作的基础和未来方向。
马西沙先生讲述了自己就原始巫文化到道教形成过程的创发性研究，对巫文化与中国诗歌的内在关联给予了新的诠释。其次，对道教与民间宗教关系给予了新解释。如，全真道的民间化与宗教改革的关系，明代新的民俗道教三一教、黄天道、弘阳教的创造性研究。清代八卦教、一炷香教与道教的关系，巴蜀槐轩道的创发性研究，凡此都是道教学术界的首次关注。
在马先生看来，中国不但有一部道教史、佛教史，还有一部变幻难测、扑朔迷离、盘根错节、源远流长的民间宗教发展史。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虽然存在质的不同，但差异更多地表现在政治范畴，而不是宗教本身。就宗教意义而言，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之间没有隔着不可逾越的壕沟。
马先生的《清代八卦教》、《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华珍本宝卷》 之所以能够享誉海内外学术界，凭借的正是先生具有的宏大学术志向，及对学术前沿，学术地图的熟练掌握，更得力于先生独特的眼光以及先进方法论的运用。先生以为：学术研究成功的基本要素是：第一，在于“选题的创新性”；第二，在于“研究的可持续性”；第三在于达到学术研究的“体系性”，或者对固有研究的颠覆性 ；第四，学术成果在学术领域中的无可替代性。
精彩的报告引起了听众的极大兴趣，马先生针对道教与现代社会、民间宝卷的调查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回答，广大听众踊跃参与讨论，并对马先生的讲座与回答给予高度评价。（供稿：世界宗教研究所科研处）
马西沙：为中国道教及民间宗教研究创发新路
作者：李志鸿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0日
来源：中国宗教学术网http://iwr.cssn.cn/djyjs_19/lw/201912/t20191220_5062418.shtml
马西沙，祖籍北京密云，1943年11月出生于陕西延安。1964—196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9—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获历史学硕士。1982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曾担任道教研究室主任、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研究中心名誉主任。2011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受《世界宗教文化》编辑部委托，笔者近日就马先生在构建新中国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三大体系”的成就与贡献做了一次访谈。
李志鸿：马先生，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有道教和中国民间宗教两个研究方向。1985年，任继愈先生委托您带领道教研究室编著《中国道教史》，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部完整道教史，2014年，您与日本学者签订该书的翻译出版合同。可以说，您对中国道教研究创发出了一条新路径，您可否谈谈这一路径的形成？
马西沙：首先，我就原始巫文化到道教的形成有自己创发性的研究，对巫文化与中国诗歌的内在关联给予新的诠释。其次，对道教与民间宗教关系给予了新诠释。如，全真道的民间化与宗教改革的关系，明代新的民俗道教三一教、黄天道、弘阳教的创造性研究。清代八卦教、一炷香教与道教的关系，巴蜀槐轩道的创发性研究，都是道教学术界首次关注的。至于宝卷与道教的研究也是学术界开创性的研究。
李志鸿：您是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大家，您关于民间宗教的多部著作，一版再版。您的《清代八卦教》出版后，徐梵澄先生在1992年第八期《读书》以《专史·新研·极成》为题，评价此书，认为著者“在极难措手的专题理出了一个头绪，使人明确见到史实的真姿，这是深可赞扬的事。”《中国民间宗教史》为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开创性、里程碑式的作品，分别于1992年、2004年、2017年三次出版。您在70岁时，仍然开始着手编辑《中华珍本宝卷》三辑三十大册。这套宝卷包括元、明、清代以来，100余部的珍稀版本，其中又有数十部为孤本，其价值不仅在于宗教的层面，在绘画、书法、版刻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艺术性价值。您可否谈谈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学术体系的建立历程？
马西沙：在我看来，中国不但有一部道教史、佛教史，还有一部变幻难测、扑朔迷离、盘根错节、源远流长的民间宗教发展史。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虽然存在质的不同，但差异更多地表现在政治范畴，而不是宗教本身。前者不为统治秩序所承认，被污为邪教、匪类，屡遭取缔镇压，往往只能在下层潜行默运；后者从整体上属于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受到尊崇、信仰和保护。就宗教意义而言，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之间没有隔着不可逾越的壕沟。世界上著名的宗教在初起时无一不在底层社会流传，属于民间教派。由于逐渐适应社会的普遍需求，并在不断地抗争中，以自己的实力走向正统地位甚至统治地位；而后起的一些民间教派又往往是正统宗教的流衍或异端，由于宗教或世俗的原因被排斥在外，遂自成体系，发展成独立教团，并被迫走向下层社会，显而易见，这两者在历史的长流中不停地演进、转化中，不仅在教义、组织、仪式、教规、戒律、修持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存在着对抗、改革与创新。一方面反映了信仰主义领域的新旧关系的变动，也反映了世俗世界对宗教本身的影响，反映了社会不同阶层在信仰上的不同意向与追求。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界开始了真正对民间宗教的研究。我于1982年3月完成了四万字的硕士论文《清前期八卦教初探》，此文发表于1983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1982届硕士论文选。1982年后我开始利用档案与宝卷研究罗教体系的斋教、青帮及民间道教体系的黄天道与弘阳教。1984年我与程歗在《南开史学》第一期发表了《从罗教到青帮》，系统地考证了罗祖教的几大支流分布及形态。对青帮从宗教到水手行帮会社再到帮会的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作了考证钩沉及科学的分析。1984年我在《世界宗教研究》第一期发表了《略论明清时代民间宗教的两种发展趋势》，从总体把握民间宗教的家族统治及农民运动的两种不同形态及其之间宗教的相互关系，不赞成过分抬高民间宗教家族封建统治及宗法依附关系的历史地位。日本学者加治敏之对青帮一文及此文都有具体评论。1984年我在《世界宗教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林兆恩三教合一思想与三一教》。1984年后我又陆续发表《最早一部宝卷的研究》《黄天教源流考略》，用第一手资料进一步扩展研究成果。其后发表在《清史研究集》的《江南斋教研究》则是对罗祖教江南的发展与摩尼教融汇合流的深层次探讨。
1983年，我在《百科知识》第九期上发表《中国封建社会的民间宗教》一文。1989年，《清代八卦教》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该书以大量的清代档案以及作者调查得来的八卦教经卷为主要史料，揭示了八卦教的起源、演变、内部组织，由此形成的世袭传教家族的兴衰。进而还分析了教义、仪式、教规与农民运动的关系。对八卦教与华北诸多的民间宗教教派的复杂关联也给以深入的关注。1986年我着手开始国家七五时期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民间宗教研究”课题的写作。1991年4月此书完稿。1992年12月《中国民间宗教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二十三章、106万字，涉及从汉代至清代民间道教、民间佛教、摩尼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闻香教、江南斋教、八卦教、刘门教、三一教等数十种宗教，凡此皆一一缜密钩沉考证。此书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1998年我独立完成《民间宗教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志书由于印刷数量极少，得见者几稀。2005年该志书以《中国民间宗教简史》为名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再版时，收入新近文章两篇，以及后记一篇。简史对《中国民间宗教史》的不足和缺憾进行校正。
李志鸿：您的《清代八卦教》《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华珍本宝卷》之所以能够享誉海内外学术界，凭借的正是您具有的宏大学术志向，及对学术前沿，学术地图的熟练掌握，更得力于您独特的眼光以及先进方法论的运用。您是否能谈谈民间宗教研究，或中国传统宗教研究成功的基本要素呢？
马西沙：我以为，学术研究成功的基本要素是：第一，在于“选题的创新性”；第二，在于“研究的可持续性”；第三在于达到学术研究的“体系性”，或者对固有研究的颠覆性；第四，学术成果在学术领域中的无可替代性。
首先，选题的创新性。“创新”的意义建立在无人研究的问题之上。例如：《从罗教到青帮》一文，从宗教与帮会之关系的“创新视角”，考察出民间宗教与帮会社团之间多元复杂的递嬗性格。《林兆恩的三教合一思想与三一教》，在当时，则属我国首次对于三一教的“创新研究”。其后包含了《黄天教源流考略》《江南斋教研究》《最早一部宝卷的研究》《白莲教辩证》《宝卷与道教的炼养思想》等论文，或者填补了学界尚未涉及的论题，或者解决了关键的争议问题，皆是此“创新”思考下的研究成果。
其次，研究的可持续性。例如：我在硕士论文写作时期以《八卦教世袭传教家族的兴衰——清前期八卦教初探》为题，相对于过往研究民间宗教都以“农民战争”作为思考的起点，但我认为如果无法从宗教史的角度，观其源流与兴衰，就只能作一种孤立现象的描绘，而无法有效诠释整体发展与相关条件涉入的意义。也因此，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之上，将八卦教的研究旁及与捻军、黑旗军、一贯道与义和团的关系，遂成《清代八卦教》一书。
第三，达到学术研究的“体系性”。《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华珍本宝卷》即是对中国民间宗教以及中国宝卷的体系性的研究。
第四，学术成果在学术领域中的无可替代性。例如：《从罗教到青帮》被日本学者全文翻译发表在日本大学学刊上、《中国道教史》也由日本学者峰屋邦夫等译成日文出版。我在德国汉诺威大学任客座教授时，与苏为德教授（Prof.Hubert Seiwert）合作，出版英文著作Popular Religious Movements and Heterodox Sects in Chinese History，其后也在著名汉学出版社Brill出版，这些都是国际学界的前沿研究。
李志鸿：您经常说，中国传统宗教研究必须掌握庞大的史料群，更要有创新的方法和眼光。您能否谈谈中国传统宗教研究的方法论？
马西沙：在我看来，学术方法的应用：一则为“基本方法”，二则为“创新方法”。首先，在基本方法中，一则为眼光，另一则为史料，两者之间紧密相连，有独到的学术眼光，自然能在浩瀚的史料之中事半功倍，而经年累月地深入于第一手史料的查找与收集，亦能培养出深入的学术识见，重点在于是否能够建立起应有的学术态度。其次，我主张，研究中国传统宗教，要尽可能地将“教义”和“教法”合并观之，而不能只注重经典教义的源流与辩证关系，包含教法科仪的具体操作，甚至型态分化等问题，也应该多透过田野调查与现地研究的方式，取得相应的了解。
（作者：李志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4期）
板凳须坐十年冷，独守千秋纸上尘——马西沙先生访谈
作者：陈进国采访整理 来源：道教学刊（2019年第2辑/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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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须坐十年冷 独守千秋纸上尘——访著名学者、《中华珍本宝卷》主编马西沙
来源：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5年12月18日
链接：http://iwr.cass.cn/xw/201512/t20151218_3046473.shtml
马西沙，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片研究员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中华珍本宝卷
北京大学文学史专业的学生，为何转向清史研究？又如何进入民间宗教史的研究并屡有令人瞩目的建树？马西沙的个人学术之旅，充满传奇色彩，然而从他的专注笃定和颇有前瞻的学术眼光看，取得成功又是必然的。
被誉为“现代玄奘”的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徐梵澄写过唯一的一篇书评，就是为马西沙的《清代八卦教》而作。
其实马西沙与徐先生素无交往，他只是托人送给徐先生一本书。当马西沙从德国担任客座教授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徐先生写书评……怎么徐先生这样的人会给你写书评呢？
马西沙说，会的，这书值。
这是他一贯的自信。2011年，马西沙开始主编《中华珍本宝卷》，这是继《敦煌文书》《中华大藏经》《中华道藏》之后最重要的宗教经典古籍整理文库。它从一千五百余种宝卷中，搜集了一两百部珍稀的元、明、清宝卷，内中孤本达数十部。《中华珍本宝卷》中多数宝卷未曾面世，更未曾出版。它不但具有宗教的经典性，而且具有古代绘画、书法、版刻的艺术性。而宝卷版式的多样化，卷中文化因素的丰富性，也是其与佛经、道藏的不同之处。
在位于西城区的一座普通四合院里，秋日的阳光透过婆娑的树叶洒落下来，调皮地捕捉着光与影的游戏。室内的小桌上，摆满了马西沙珍藏的宝卷。这些散发着墨香的古籍，每一部都蕴含着绵远的历史和学者的苦心钻研，似乎每一页都深藏着无声的叹息或喜悦。
采访由刚刚出版的《中华珍本宝卷》（第三辑）展开。
宝卷不仅具有宗教的经典性，而且具有古代绘画、书法、版刻的艺术性，是研究俗文学、佛教道教文学、佛教道教史特别是民间宗教史、宗教艺术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读书报：《中华珍本宝卷》已出版了三辑。作为总主编，您能先介绍一下大致情况吗？《中华珍本宝卷》三辑涵盖哪些方面？
马西沙：《中华珍本宝卷》三辑三十册，内中明代、清初折本占五分之四篇幅，皆为善本，其中孤本在数十种。2012年出版的第一辑十册中包括元代《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彩绘四页、明宣德五年问世的《佛说皇极结果宝卷》、明代万历年间八部西大乘宝卷，如《销释圆通宝卷》《销释圆觉宝卷》《普度新声救苦宝卷》等等，都属珍稀。金、元宝卷明代改本《佛说杨氏鬼绣红罗化仙哥宝卷》是第一次面世。
明清时代民间宗教影响最大的无为教五部六册宝卷皆为明万历十二年版，是二十种五部六册中，最珍稀最完整的版本，其他孤本有如《观音释宗日北斗南经》《大梵先天斗母圆明宝卷》《销释接续莲宗宝卷》，等等。观此书，必有如入宝山而目不暇接之感。2014年出版第二辑的善本、孤本之多、之厚重又超过第一辑。《中华珍本宝卷》必将展示我们祖先的伟大、智慧、笃诚，必将激发出我们对辉煌的传统文化的崇敬之意。
读书报：宝卷的内容多有哪些？人们对宝卷的价值认识如何？
马西沙：宝卷是唐五代佛教变文变相讲经文演化而来的，是传播宗教思想的艺术形式。为什么叫艺术形式呢？它有词牌有曲牌有唱，有三言、四言、七言，有韵文又有白文。实质上在做经的时候是可以演唱的，所以我称它为“传播宗教思想的艺术形式”。
但是它又有转化，到了明清时代，它和民间宗教教义相结合，形成了民间宗教教义的载体形式。好多的民间宗教教义都叫什么宝卷，这是一个变化。
就内容而言，宝卷多由韵文、散文相间组成，多数宝卷可讲可唱，引人视听，继承了变文、变相的历史传统。就形式而言，宝卷多图文并茂，版式多样，相当多的宝卷锦缎装饰，极为华贵庄严。相当多的明代中末叶的宝卷由皇帝内经厂刊刻流行，外在形式与正统佛教无异，极为精美。
读书报：最近出版的《中华珍本宝卷（第三辑）》，与前两辑相比价值何在？
马西沙：本次出版的第三辑延续了第一辑、第二辑的高水平。其中明代折本宝卷过半，明、清两代孤本达三十部。而孤本中珍品、令人叹为观止者不在少数。第二十一册收录了明折本《佛说大藏显性了义宝卷》《销释童子保命宝卷》，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藏之海内孤本。明嘉靖二年再版折本《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原为吴晓铃先生所藏，现藏于首都图书馆，明嘉靖二年版的这部宝卷的出版，对明、清民间宗教史的进一步研究大有裨益。
第三辑还收录了佛教图书馆珍藏宝卷、黄天教经书明代折本《佛说利生了义宝卷》、明版《太上老君说自在天仙九莲至圣应化度世真经》、清初折本五卷本《天仙圣母源留泰山宝卷》。日本早稻田大学所藏孤本清代《佛说三皇初分天地叹世宝卷》，天津图书馆馆藏《太上玄宗科仪》及《销释般若心经宝卷》等都有收录。第三辑收录个人藏品以周启晋先生为最多，其中珍本有明正德版《姚秦三藏西天取清解论宝卷经》、明折本《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礼请卷》。所收明万历二十一年折本《玄天真武宝卷》、明万历九年刊本《武当山宫观仙迹记》中，后者是研究武当山历史最珍贵的孤本宝卷。
20世纪80年代末，马西沙的《八卦教世袭传教家族的兴衰》，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和历史所毕业生唯一的优秀硕士论文，出版后被学界评价为“是宗教史、社会史、清史和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读书报：很少有人知道，您最早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后来是怎样从教师转向学术研究？
马西沙：从北京四中毕业后我考上北大中文系，第一节课就是游国恩先生讲的，金开诚和袁行霈先生是我老师。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千山山脉的一个县城，在一所人民公社的高中教语文。三年后回到北京语言大学从事教授外国留学生的职业。
教书生涯淡而无味，我决定改变命运。1979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开始对清史、清代宗教结社史的研究，从而进入两千年的中国社会民间宗教的研究。
读书报：学术研究在一般人眼里是枯燥无味的。对您来说也是如此吗？
马西沙：所谓苦中作乐，确实有乐。窗外北风凛冽，故宫的角楼在寒日中闪着永恒的光，我伏在档案馆的阅览桌上，面对雍正、乾隆皇帝亲自批示的文件，驰骋在历史的大千世界，感觉很幸福。那么多年受教育终于在这里找到一种归属——人的生活总是要有目标的，所以我不觉得苦。在明清档案馆，“板凳须坐十年冷”“独守千秋纸上尘”成为理想支撑下的一种境界。这是需要淡定、沉寂的，我能沉得下来。
读书报：您的第一部专著《清代八卦教》就获得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学术大师徐梵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煜分别撰写书评。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响？
马西沙：我对八卦教的研究受到学界的赞许，其原因是研究的眼光不同了，方法论也与传统方法论迥然有别了，这是宗教史的研究的一种变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的档案有1000多万件，而涉及明清时代的民间宗教及其结社和战争问题的档案有100多万件。这个领域太庞杂了，最开始一个多月感觉没头没脑，我就想这里应该有个方法论的问题。我看了很多研究农民战争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回答战争为什么发生，没有抓住战争组织根源是怎么来的。随着对史料的爬梳，我认为八卦教的发生、发展、兴盛、衰落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宗教史，站在这个基点上，才能明了它的各种转化形态，才能明了它不同于一次普通的起义或暴动。这是我跟前人认识不一样的地方。
读书报：在那么庞杂的资料当中，认准是需要眼光的。
马西沙：首先要有这样正确的方法论和世界观，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最棒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徐梵澄也认为，我之所以跟其他学者不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宗教的发生发展及其举兵用事，所以他很赞成。
1992年底，马西沙和韩秉方合著的《中国民间宗教史（上下）》出版，在学界再次引起震动。书中引证史料3000余条，其中多为从前或同代中外研究者未见之档案与宝卷。为写作此书，马西沙前往四川、福建、河南等地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取证工作，倾注了10年的心血。他自信地说：这本书是可以立世的。
读书报：为什么您会这么自信？《中国民间宗教史（上下）》出版后不但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在读者中也有较好的口碑，当时上海书店一天销售54本。为什么一本学术著作会在读者当中有这么大的反响呢？
马西沙：我在1982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就开始展开对罗教和青帮的研究。以往有的研究者认为宗教与帮会不可能发生关系，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我觉得学界对青帮的研究基本停留在传说阶段，没有非常好地回答青帮的起源和演变。《从罗教到青帮》发表于1984年第一期的《南开史学》上，不久被日本学者全文翻译发表在日本大学学刊上。
学界开始对我有评论了，认为马西沙是“一个新近出现的新锐学生”。到了1986年，我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间宗教研究》。为了这个项目，我不但继续在明清档案馆查阅档案，还几乎走遍了各省市图书馆，遍览官书、方志、笔记杂录。我对中国民间宗教的探研，渐入佳境。出版后题为《中国民间宗教史》，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民间宗教的通史，填补了国内外研究的空白。1992年出版后,有专家称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国际上也带来极大反响,获得过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奖项。
读书报：《中国民间宗教史》有哪些学术上的创新？
马西沙：创新点很多，《中国民间宗教史》是成体系的一部著作。像《清代八卦教》就没有人做过，我是从头梳理，在档案中找第一手资料。我写八卦教世袭传教家族的兴衰，兴是怎么兴起来的？他们是怎么一代一代传教的，传教的过程有什么特点？当他们衰败以后新的家族或者是新的人物取代他们的权力之后，引导着农民在一个新时代中走向另外一条路，就是“造反”。也就是说一个宗教有不同的转型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
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没有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世界上著名的宗教在初起时都是在民间流行，属于民间教派。由于客观的需求而走向各个阶层，甚至是走向上层社会，而变成正统宗教。我想民间宗教是正统宗教的孕育之母。
读书报：我觉得您这个学术首先是眼光特别敏锐，抓住一点能够深入地研究，而且每开展一项学术研究，总能以深刻、独特、权威甚至无人能够超越取胜。您认为原因何在？
马西沙：我文笔比较好。比如《清代八卦教》，读者不会把它作为学术著作看。因为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此前我在四中的时候文笔就很好，曾经还想过写剧本。
读书报：如果在中文上深入下去的话，可能也是一个作家。
马西沙：我的性格不是书呆子型，我是比较活的人，可是即使这么活的人，竟然能做档案做了十年。
编选《中华珍本宝卷》，马西沙的标准是：年代久远者，学术价值深据者，品相绝妙者，版本基本上是孤本、善本者。
读书报：您离开宗教研究，后来又来做宝卷，中间有什么样的契机？
马西沙：研究中国民间宗教史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宗教的发展史，一个是民间宗教教义。宗教教义很多是属于民间宗教的经书，叫“宝卷”，当然这样的东西在“宝卷”里只占十分之一左右。
我在1983年就到了山西，北大有朋友研究考古，告诉我说山西有好东西。我就跑到山西大同博物馆，看到了元代宝卷，就是红螺宝卷。这些宝卷都在《中国民间宗教史》做过诠释、印证和分析。当年写《清代八卦教》迟迟没有交稿，就是因为有一部清代八卦教的经书没找到。我调查了四、五个县以后，来到密云县文广会，有一间小屋子里堆的全是黄色的小册子，都是清代以及民国时代的，包括《劝善书》《推背图》，他们说你自己找吧，也许能找到。我翻得灰头土脸，扒到有三分之一的时候，忽然见到一本《五女传教书》——终于找到了！像这样的故事很多，几乎每一部宝卷，都可以写一个小故事。
读书报：最早的宝卷起于何时，在学术界争议较大。您怎么看？
马西沙：郑振铎先生说：《香山宝卷》为最流行的宝卷之中最古者。相传为宋普明禅师于崇宁二年（即公元1103年）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受神之感示而作者。
我认为郑先生在具体年代的判定上是错误的。但他估计到了变文与宝卷之间渊源关系，认为宝卷的产生与变文消亡的时代之间不应隔的过久，否则宝卷的产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一点具有可贵的预见性。
我认为最早的宝卷起于宋金元时代。而那时的宝卷应是佛教向世人说法的通俗经文或带有深厚宗教色彩的世俗故事的蓝本。僧侣借这类宝卷宣扬因果轮回，以弘扬佛法。
读书报：中国宝卷也大量被学术界发现。古代的宝卷也是被学者大量发现，研究也有80年的历史。您主编的宝卷有什么样的超越？
马西沙：我的贡献首先是在《中国民间宗教史》对宝卷的研究上。从郑振铎先生开始，虽然写了宝卷，基本上是引证宝卷的内容，研究是比较少的。
在研究民间宗教时我用历史学的方法论，去搞社会调查和田野调查，对宝卷第一次全方面地分析和研究，此前没有谁能够这样研究。扬州大学的车锡伦先生在研究宝卷方面（特别是江南宣卷有重大贡献）、在宝卷目录学及江南宣卷方面有很大的成就。我受益于社科院宗教所的一个最大好处是，不光是研究民间宗教还研究道教。打通了整个历史，对佛教的禅宗和净土宗有根本性的了解。
读书报：在主编宝卷的过程中，您有什么体会？
马西沙：这些年我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包括各大学图书馆，碰到的钉子不计其数。除此之外，使用资料费用太高。当年老先生们无偿捐赠的图书，现在复印或扫瞄的价目非常高。
“我一路研究，总是有障碍的。不是说研究佛教没有障碍，研究道教也没有障碍，有政策上甚至是强力部门的，但是我不为所动，我就是坚持真理。”对于学术，马西沙显出性格中倔犟执着的一面。
读书报：您的老师，像戴逸、游国恩等都是大家，是否您的研究方法包括做人做事也受他们的影响比较深？
马西沙：游先生给我讲的第一课是先秦文学史史料。北大至少告诉我做学问的第一条，就要把史料搞清楚。
清史研究所崇尚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我挺佩服戴逸先生的做人。有的人都是把年轻人的学术成果组织起来自己当主编。戴先生当主编是怎样呢？所有的文章80%全部亲笔改掉，改完的文章还署上原作者的名字。也就是说戴先生是吃了大苦头又有大见识的人，让我钦佩。
从学术的角度，我倒不是跟他们完全一样，《中国民间宗教史》完全是一种自我的感悟，和对史料本身的爬梳。我很感谢北大中文系和清史研究所的学术氛围，但是我觉得真正一个好的学者不是谁教出来的。
读书报：我觉得您做学问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特别自信。这种自信从哪里来？
马西沙：我做事判断力很强，成功比例很大。对喜欢的事情是很投入的，有时候晚上惊醒突然有一个观点冒出来，马上起来记下，生怕第二天忘了；一般写文章考虑成熟就下笔了，基本不怎么修改。
读书报：既有天赋又能下得苦功夫，掌握档案资料，您还做了很多的田野调查。我想知道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力量能够支撑您能够下这么大的功夫？
马西沙：一旦看到是创新的，是别人没有搞过的研究，或者别人的方法论是错的，那种喜悦难以言表。
为什么主编宝卷的动力这么足？我觉得是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采取一个保护性的措施。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就是自己走自己的路，只是我们影响别人太多，吸收别人太少。《中华珍本宝卷》不仅是民间文化，而且是轴心文化，多少儒家、道家、佛教的轴心思想，它们光芒四射，影响着多少代的中国人。主体文化以及民间文化的高度融合，才形成《中华珍本宝卷》。
读书报：是不是相对而言，宗教研究领域的空白点相对多一些？
马西沙：这个空白点太大，不叫“点”了。这也有历史留下来的机遇。这个历史机遇就是改革开放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个时代给我创造了巨大的机缘，改革开放以后，无形中在各个角度使你的思想解放。史家是要讲秉笔直书的，你就要本着事情的本来面目做事。《中国民间宗教史》第18章是《一贯道的源流与变迁》，有人善意地劝我拿去这一章，我说即使不出版也不拿掉，这就是我。（《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摄影王琛）
（来源：2015年12月2日《中华读书报》，引自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