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卿希泰 詹石窗 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一部道教通史性著作，300余万字，共十八章，分为五卷。 全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指导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客观总结了道教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规律， 对道教自身的发展与道教同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关系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索，坚持史论结合，努力挖掘和正确评价道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全面地总结、分析了道教思想的基本特征和它的教理教义、道规仪范、修炼方术等等；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道教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以道教本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基本线索，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道教历史分期；通史与专史结合，以道教产生、改革、宗派衍化为纲，以著名道教人物、主要道教经籍为目，剖析了各宗派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论述了道教著名人物的事迹和思想；探讨了道教同儒、释的相互关系，阐发了它对中国古代化学、天文学、医药学、养生学、气功学以及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意义。全书是给人们提供了一幅道教发展通史的全景图，不仅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还集中总结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道教学术研究的成果。第五卷为当代中国道教与海外道教。
作者简介
卿希泰，男，1928年生，四川三台县人。1951年四川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毕业。1957年曾任四川大学生物系党总支书记，1959年曾负责创建四川大学哲学系，并任该系党总支书记、副系主任、副教授。1980年曾负责创建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并任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科规划评审组副组长，首届全国高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四川省首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现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专家，四川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宗教学研究》主编，《儒释道博士论文丛书》主编，《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系列丛书主编，兼任蓬瀛仙馆道教文化资料库主编。先后编著出版《中国道教思想史纲》（二卷）、《续 中国道教思想史纲》（一卷）、《中国道教史》（四卷）、《简明中国道教通史》（一卷）、《中国道教》（四卷）、《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一卷）、《中外宗教概论》（一卷）、《中国道教思想史》(四卷)，以及《道教文化新探》、《刍荛集》、《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卿希泰论道教》等各类学术著作约700余万字，在国内外各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并为《宗教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编委兼道教分支学科主编。曾先后荣获和部省级的优秀科研成果奖13次，其中一等奖6次，二等奖5次。曾为国家培养了数十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包括部分港、台生），还为日、美等国培养了数十名留学生和高级进修生。曾先后应邀去日本、加拿大、美国、德国、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访问讲学以及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先后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教师、四川省优秀博士生导师、成都市劳动模范。
十年甘苦磨一剑——读卿希泰、詹石窗主编《中国道教通史》
作者：方国根 来源：中国道教协会公众号 20200801
《中国道教通史》（精装五卷）
虽然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国人对于道教的学术研究不算早。就历史研究而言，最早有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傅勤家女士的《道教史概论》。1934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上册，但该书仅介绍了先秦至西汉道家与神仙方士的情况，并未正式接触东汉以来的制度道教，只能算是道教前史，相当于道教思想渊源与社会文化背景的考察。1937年，傅勤家女士又出版了新的《中国道教史》。这三部书，可谓是我国道教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已经搭起了道教史的粗线条框架，揭示了道教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和走向，但论述简略，资料运用也不丰富，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学术界在道教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丰富的可喜成果，其中就包括了道教历史研究的几部标志性专著，如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995年出版)与《中国道教思想史》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但随着道教学术研究的发展，很有必要在道教历史研究方面进一步开拓，因此，编纂一部新的道教通史就成了道教界和学术界的普遍期待。
2019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卿希泰、詹石窗教授主编的《中国道教通史》(精装五卷)。该书于2010年在人民出版社选题立项(以《中国道教史》四卷修订本立项)，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纳入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从2009年开始组稿到正式出版，前后历时10年，可谓“十年磨一剑”，几代专家学者精诚合作，携手创新，终于将这部反映我国学术界在道教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比较完整系统的道教通史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道教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通史专著，内容贯通先秦至今2000多年来道教的发展历程，是当下研究中国道教历史的集大成之作，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该书的出版是关涉学术界和出版界双方的一项重大事件，是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与出版双发展双繁荣的重要标志和体现。
《中国道教通史》按照道教的诞生与发展历程，将道教历史划分为五大时期：创建与改造期(东汉至南北朝)、兴盛和发展期(隋唐至北宋)、宗派纷起和融合变革期（南宋至明中叶)、两极分化期(明中叶至民国)和曲折复兴期（1949年以来）。全书350万字，五卷，十八章。具体而言，各卷内容如下：
第一卷为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是道教历史的源头、创建与改造期。作者在宏观上阐明中国道教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基本要求、主要目的、基本分期和方法的基础上，展开对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探讨，对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早期道教经书的出现和民间道教如正一盟威之道、太平道的兴起进行考察和介绍，着重对道教在魏晋时期的分化和分展、在南北朝时期的改造和充实进行了深入的梳理与探讨。
《中国道教通史》（第一卷）
第二卷为隋唐至北宋时期的道教，是道教历史上兴盛与发展期，也是道教历史演变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作者从宏观的角度对隋、唐、北宋三个历史时期道教思想理论状况及发展、代表人物、著述、各道派的承传及其相互关联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梳理和探讨，特别是通过列举和分析道教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或著作思想，揭示和彰显道教的历史发展规律，内容主要涵盖隋代道教的基本情况、特色及道官制度，唐代道教主要流派、代表人物、道教典籍的编撰，唐末五代道教外丹黄白术与内丹术，北宋道教政策与管理、道派发展、代表人物、道教典籍、斋醮科仪及北宋《道藏》编修等。
第三卷为金、南宋至明代中叶时期的道教，是道教历史上宗派纷起与融合变革期。作者着重对道教在金与南宋的发展、改革及道派分化，在元代的兴盛与道派的合流，以及在明代中叶以前的发展和贵盛进行了系统地考察、梳理、探讨，内容涵括这一时期道教各教派的发展、人物思想、教法传承以及经典流布情况。
第四卷为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和民国时期的道教，是道教历史上两极分化期，总体上是道教趋于衰微，但某些地域、某些道派和人物的活动依然十分活跃，特别是道教在民间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域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作者重点对道教在明代后期至清朝嘉道间的衰微，在鸦片战争后至民国时的流迁情况进行了考察、梳理和探讨。
第五卷为1949年以来至现今的当代中国道教与海外道教，是道教历史上的曲折复兴期，道教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历史时期，翻开了一个新篇章，具有了很多新特点。作者采用总体情况介绍与具体代表人物思想、学术会议记述的点面结合的方式，着重对新中国成立后道教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发展以及向海外传播的具体情况进行梳理和论述。
综览《中国道教通史》，有如下特色：
其一，选题重大，传承和彰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考察山东时就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没有文化的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道家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对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道德伦理、社会生活乃至民族心理性格、民族凝聚力、民族关系、民俗习惯等都产生过巨大复杂而深刻的辐射和影响，其中某些影响至今在中国人的文化构成和生活中仍然不容忽视。《中国道教通史》展开对道教历史的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考察道教历史发展的演变历程，发掘道教经典中有价值的合理内涵，既是文化传承与弘扬的举措，更是繁荣新时代哲学社会文化的现实需要，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
其二，内容全面详尽，系统而深入，富有创获，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该书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道教通史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指导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客观总结了道教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规律，对道教自身的发展与道教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技、生活等各方面的关系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索，坚持史论结合，努力挖掘和正确评价道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上的意义；全面地总结、分析了道教历史发展中的教派宗派演进、代表人物思想的基本特征、教理教义、道规仪范、修炼方术等等；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道教通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以道教本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基本线索，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道教历史发展分期；通史与专史结合，以道教产生、改革、宗派衍化为纲，以著名道教人物、主要道教经籍为目，剖析了各宗派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论述了道教代表人物的事迹和思想；探讨了道教同儒、释的相互关系，阐发了它对中国古代化学、天文学、医药学、养生学、气功学以及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意义。
道教不仅有各种各样的教派宗派，各教派宗派内部又有不同的派系，而且同一派系不同人物之间的思想学说往往又很不相同，加之品相繁多的各种门类，如神仙系统、宫观制度、外丹、内丹、科仪、斋醮、音乐、养生等等，还有历代的传承、后代的衍变，诸多皆涉及专门的知识，而道教所涉的种种复杂内容，在本书中都得到了系统而详尽的论述和诠释。例如：第四卷第十一章讲到道教在明后期的发展，不仅讲到了正一道、全真道的复苏，还讲到了全真道在全国各地的传衍，更讲到了正一道各宗派在明代的活动，这些内容都比较充实新颖，是在过去出版的道教史类著述中没有顾及到的内容。
就当下学术研究而言，《中国道教通史》作为我国第一部纵贯古今的完整的道教通史巨著，涵括内容时空上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从时间上展现了先秦至今的二千多年来道教的发展历程，从空间上则介绍了道教地跨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传播、影响和研究，既注重整体宏观把握，又注重具体微观考证，做到了“求全而不失细致，求整体而不失深入”，从而比较清晰地勾勒和爬梳出中国道教浩浩漫长发展的复杂历史，给人们提供了一幅内涵丰满而又栩栩如生的道教发展通史全景图。
其三，资料丰富翔实，既注重吸收前人和当下的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又充分发掘和运用了大量新文献史料，集腋淘珍，成一家之言。本书的特色之一就是各卷力避搬教条、贴标签的撰写方式，不仅充分关注和吸纳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集中地梳理和总结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教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多维度考察和辨析取舍，而且还依据种类繁多的文本文献资料，立足于史料的充分新发掘和运用，既善于吞吐百家、择善而从，又贯彻“双百”方针，敢于独抒己见，标立新说，令人耳目一新。
从研究文本史料上讲，在道教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积累了数以万计的经卷，记载道教的史料相当丰富，但文本史料非常复杂，其真伪混杂难辨。况且道教史料不简单只是保存在《道藏》与历代正史之中，很多是保存在通志、地方志以及各种抄本和私人著述里，也体现在当下国内外研究专家学者的相关著述里。《中国道教通史》对于文献资料的使用不拘一格，在文本史料甄别上下了颇为扎实的功夫，对于历史上存疑的经卷进行多方考证，对于涉及模糊不清的诸多问题如具体宗派、典籍、人物、事项、学说观点，都能够广泛吸收文本史料或相关研究成果，不使遗漏，予以深入地追根问底，给人以史料详尽的厚实感、见解纷呈的卓越感。例如，第四卷第十一章第八节讲到“龙虎派支派正乙的创立”，不仅引用了《龙虎山志》《白云观志》，还引用了（清）顾沅《玄妙观志》、（清）张谦《道家诗纪》、（清）彭启丰《芝庭文稿》等这些非常罕见的文献。又如，第一卷第二章讲到《老子想尔注》的基本思想，不仅详细罗列、介绍和考辨了《老子想尔注》文献的来龙去脉，而且将《老子想尔注》的相关研究成果悉数陈列，涉及国内重要的研究专家王明、饶宗颐、柳存仁、汤一介等十多人，以及日本的漥德忠、马来西亚的郑良树等，并对这些人的学术成果、学术观点作了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吸取，进而归纳和得出自己深思的认知和可信的结论。这种严谨的学风和做法，不仅使读者获得了系统全面的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知识，而且也为想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开卷有益”的基本路径和方便。
其四，作者权威，代表我国当下道教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卿希泰教授是我国从事道教研究的学术泰斗，其研究重点就是道教史和道教思想史，一生著述等身，德高望重；而另一主编詹石窗先生，则为卿希泰先生的高足，也是国内外著名道教专家，著述宏富，他们在道教学术界都颇具声望和影响力。各卷分主编与撰写者，也大都是我国从事道教研究的老专家、知名专家或学术中坚翘楚。《中国道教通史》(五卷)与《中国道教史》(四卷)、《中国道教思想史》(四卷)是卿希泰老先生毕其一生主编的三部道教史方面的鸿篇巨制，也是他老人家一辈子潜心从事道教研究所取得的三大部“里程碑式”的丰硕成果。《中国道教通史》虽说是在《中国道教史》的基础上修订、撰写而成，但是增加了65%的新内容，原有内容也都作了重新修订。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中国道教通史》是以卿老为首的四川大学道教研究所学术团队、几代学人40多年来勤勤恳恳、持之以恒，辛苦努力耕坛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人无完人，金无足金。”《中国道教通史》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撰写者众多，达40余人，虽经主编、分主编的尽力统稿打磨，仍存在文风、水准不尽一致的不足。此外，从内容上讲，关于道教起源于何时，学术界也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传统的学术观点大体主张是从东汉末算起，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倾向于可追溯到黄帝。本书主编之一的詹石窗教授也持这种观点，但局限于此前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所接受的传统观点，这次通史撰写仍然未做改变。这一点微瑕，詹石窗教授在本书“后记”中已经诚恳指出：道教的历史可概括为原初道教、古典道教和制度道教，本书作为“通史”是立足于制度道教的界限，如果从事实和学理上讲，东汉之前，早有道士、道家、道教，完全可以追根究底，远溯于黄帝、老子。因此，从黄帝到东汉这一段道教历史是可以也是有必要叙述的。应该说，本书从制度道教开始写，只是学者自身对学术观点的采信取舍。我们期待“为有源头活水来”，在本书以后修订再版时，可以补上遗憾，至臻完善。
（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哲学与社会编辑部主任。本文刊于《中国道教》2020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