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驰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公众号 20170521
《道教在日本》和《道教在韩国》（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６ 月第１ 版） 是孙亦平教授所撰写的新作。近年来， 孙教授将道教研究视野从中国扩大到整个东亚地区， 创造性地提出“东亚道教” 的概念， 并撰写了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地研究东亚道教的著作《东亚道教研究》， 填补了学界“未曾有过整体性东亚研究的空白”。《道教在日本》和《道教在韩国》是孙教授在此基础上对道教在日本列岛与韩国半岛的传播和发展所做的专题性研究。
道教是以“得道成仙” 为基本信仰的中国传统宗教， 在东汉末年创立后不久， 随着移民的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展开而传到周边的国家与地区， 其中对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影响尤为显著。“如何挖掘并评判那些留存在日韩民族的历史和社会中的道教因素？”“历史上是否存在‘日本的道教’？”“是否形成所谓的‘韩国道教’？”等问题曾引起学者们长期的争议且至今悬而未决。回顾以往的研究， 其不足之处主要是大多停留在“对在日韩文化中保留的道教因素的进行静态概括” 的层面， 忽略了以东亚文化圈为背景对这些因素进行动态性的研究。孙教授突破旧有研究的局限， 采用一种动态性研究进路， 既注重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方式来梳理和描述道教中有哪些因素突破民族文化的藩篱而传播到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 又注意考察这些因素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所经历的动态发展， 以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 古代日本人和朝鲜人如何对道教做出自己的“解读”， 并最终进行“选择”、“排斥”、“认同”。 基于这样一种研究路径， 《道教在日本》与《道教在韩国》以东亚道教为思考原点， 以中国和日韩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交流与互动为参考， 将道教在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传播的客观情况和古代日本人、韩国人对神话传说、道书文献、教义哲学、养生修道术等道教因素的主观态度联合起来考察并做了全面系统的解读。对道教与记纪神话、三角缘神兽镜、天皇制、遣唐使、律令制、神道教、武士道、真言宗、江户学者、神教、朝鲜神话、花郎道、新罗来唐留学生、青鹤派、昭格署、大倧教、天道教、甑山教等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孙教授在研究过程中， 不仅搜集梳理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和与考古材料，还参考了大量国内外学者， 特别是日韩学者的道教研究成果， 又进行综合创新， 就许多具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使得这两部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具体来说， 笔者认为这两部著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１、结合具体的个案分析， 客观呈现日韩民族在诠释、接受或拒斥道教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主体性。
道教在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呈现出不同的传播样态。道教在８ 世纪就由官方推动输入朝鲜半岛， 被创造性地吸收改造后， 至１５ 世纪时， 在朝鲜王朝得到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的广泛信仰， 并形成斋醮科仪、内丹修炼、民间信仰三大流派。相比之下， 道教在日本列岛始终以隐性的方式传播， 长期处于日本社会的边缘状态， 不仅未能进入日本主流文化， 也未能像在朝鲜半岛那样建立独立的道团进行传教活动。
孙教授认为， 道教在日本或在韩国都不是中日道教或中韩道教因素的简单相加， 而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和历史发展中形成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不同的宗教样态。因此， 我们在解析日本或韩国道教的内涵时， 关键不在于以中国道教为标准来对那些日韩社会中出现的可称之为“道教” 的东西作一评判， 而在于从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在与中国道教接触、受容及发生冲突摩擦的过程中， 是如何看待、选择、接受或放弃道教的。 以日本“记纪神话” 为例。在考察“ ‘记纪神话’ 中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道教元素？” 这一问题时， 孙教授一方面用词语分析方法来研究“记纪神话” 中引用了哪些道教神学教理书中的词语来说明什么，以展示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着重探究了“记纪神话” 的作者们是如何站在自己民族文化立场上，借助于道教词语， 通过协调族群记忆与国家权利、历史民族之间关系， 来叙述自己的神道信仰和建构神代世系的。由此， 孙教授提出， 记纪神话虽然借用了一些道教元素， 但讲述的却是奠定了日本民族、国家与宗教之源的神道故事。 此外， “伊势神道和吉田神道”、“修验道和阴阳道”、“七福神和戏神” 等个案也向读者展示了道教的某些教义、道术和神灵信仰如何经过日本社会的“选择” 和“改造”， 在同化与异化的交错中本地化的过程。“新罗内丹道”、“斋醮科仪中的青词”、“风水图谶说与守庚申” 等个案则揭示了， 朝鲜民族在接纳道教文化的过程中是如何根据自己社会发展要求进行主体性解读， 并将有利本民族利益的成分夸大或改造的。
道教在日本或韩国所经历的“被” 选择， 既取决于古代日本人或韩国人对外来文化的现实需要， 也与日韩“传统宗教的民族性格所铸就的文化基盘” 息息相关。孙教授整理研究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 从跨文化的视角解读日韩民族“文化基盘” 的独特性， 以及它们对于道教在异域传播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方面的影响。孙教授认为， 这种影响或表现为“阻力”， 如： 具有浓厚民族宗教内涵的神道教“御灵信仰”， 在一定程度上就阻碍了道教神灵信仰在日本的传播。还有， 将死亡作为人生理想的武士道与追求长生成仙的道教， 在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上存在差异， 因而武士道在日本的崛起也曾变成道教在日本传播的阻力。这种影响也可能表现为“助力”， 如： 崇拜檀君、注重祭祀的朝鲜民族的原生性宗教“神教” 有着与道教相似的神仙信仰。还有， 《三国遗事》中记载的“朱蒙升天”、“朴赫居世”、“金阙智”、“金首露王” 等各个部族的族源神话， 在各具的神异性中就都包含有追求长生、白日升天、天神下凡等道教神仙信仰的因素。这都为道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２、从道教区域性民族化特征的对比研究中寻找“东亚道教” 的“共性特征”。
孙教授认为， 考察道教在日本或韩国的跨文化传播时， 既不能将日本道教或韩国道教简单视为中国道教的翻版， 也不能过分强调日韩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而忽略了道教本有的中国之源。因此， 孙教授通过各种具体的个案分析， 既在相似的历史现象中寻找微妙的差异， 也对那些微妙的差异对比研究， 再寻找其中是否存在着“同”的本质， 从而更好地展现道教曾在中日与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及道教在日本和韩国的传播对日韩文化的发展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孙教授提出， 道教在与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冲突与交融中， 虽然形成了一些富有当地民族文化的新特点与新形式， 但道教的神仙信仰却犹如一条红线， 将不同的文化脉络联系起来， 使“东亚道教” 具有了一种共同的文化特征。
孙教授通过考察日韩民族描述成仙理想和修仙实践的神话传说、神仙传记以及以追求生命超越为主题而创作的诗词歌赋、文学小说等文化作品， 从一个侧面向读者展示了这种以“道” 为本、通过种种修道术来追求“得道成仙” 的道教神仙信仰， 是如何一方面随着道教的传播而演变分化， 使得东亚道教中心与边缘关系得以凸显； 另一方面又作为东亚道教的内聚力和精神动力， 促进道教文化与日韩本土文化粘合交融， 并推动日韩文化发展的。以《海东传道录》为例， 孙教授联系历史材料对其中所记述的仙道法脉传授系谱进行考辨， 发现其所述传的道谱虽有许多虚构的成分， 但它却反映了内丹道传到朝鲜半岛后， 开出了新的仙脉法统， 并在新罗仙风的滋养下， 逐渐发展壮大， 形成了具有朝鲜民族文化特点的“返还之学” 而流传于民间。这在一定意义上， 正是得益于以关怀爱护生命为核心理念的神仙信仰所提供的推动力。大江匡房的《本朝神仙传》、田中玄顺的《本朝列仙传》和《本朝神仙传》则说明了， 道教的神仙信仰传播到日本后， 也以神话的形式唤醒了日本人对长生不死的追求， 激发了他们超越时代与历史的自由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 从东亚文化的视域看， 道教的神仙信仰与日韩民族本有的神仙思想之间具有相似性。因此，关于“哪里是东亚世界流行的神仙思想之渊薮” 的问题曾引起学者们的争议。有的日韩学者受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 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 将这种道教的核心要素视作日韩民族主体性的东西， 从而提出了“日本为神仙之本场说”、“神仙说之朝鲜起源说”等观点。但是这些观点或缺乏史料的佐证， 或缺乏学术的严谨性， 因此都是有问题的。孙教授在整理分析了大量的日韩历史文献和乡土材料的基础上， 用一种国际性的视角来处理这一问题， 提出自己的见解， 认为“仅把神仙思想视为某个民族文化本有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的， 神仙虽是东亚各国的宗教信仰中共有的原型， 但直到秦始皇、汉武帝推行的海上求仙活动， 派方士徐市（徐福）、韩终、卢生等寻找三神山和不死之药时， 才将东亚人的各种原生态的神仙传说联系起来， 突出其中的神异与长生的成分， 由此逐渐培育出适宜于道教神仙信仰在东亚传播的文化土壤。”
３、 从比较宗教学的视角对比研究日韩民族对儒家和佛教的解读和受容情况。
孙教授还考察了儒学和佛教在日本和韩国的跨文化传播情况， 结合儒、佛、道之间相互交涉的情况， 揭示了同处于东亚文化圈的儒家、佛教与道教在日韩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心与边缘、或共荣共损、或此荣彼损的微妙关系， 从另一个维度为读者解析道教在异域传播时的境遇。以“道教在奈良朝的传播” 为例， 孙教授结合日本民族根据本土文化需要来学习模仿外来文化的主体性， 从国家政治统治和社会文化心理等层面分析了奈良朝“尊儒、崇佛、轻道” 的三教政策， 以此为一个侧面来展示儒佛道不同的传播样态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格局对道教在日本社会传播所带来的困境。孙教授还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维度来理解道教在日本传播时所遭遇的阻力。比如， 孙教授结合日本佛教真言宗开创者空海以佛统儒道， 建构“即身成佛” 的东密教义理论体系的过程， 提出空海对“即身成佛” 的诠释维度在一定意义上包容或遮蔽了道教“即身不死” 的信仰， 对道教信仰在日本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抵消作用。
４、以创新的问题意识和文史视野挖掘和组织材料， 梳理出道教传播的隐性线索。
孙教授在梳理道教在日本和韩国传播的历史脉络时， 不仅耙梳整理了大量的资料， 更以新的“问题意识” 和“学术目光” 对各种分散于史料中的道教因素加以开掘、搜讨和解析， 从多个角度为读者呈现出道教的传播样态，充分体现了学术原创性。以“道书在平安朝的传播” 为例。流传至今的日本汉籍中有关道观与道士的记载零碎而散乱， 而有关道书的记载却比较丰富， 孙教授从文献史———道书的角度进行考察， 以日本汉籍中记载的道书为线索从神仙信仰、哲学思想、医药养生和修炼方术等方面来探讨道教在日本的传播平安朝及其文化影响。 除了古籍文献， 出土文物也能为道教信仰东渡日本提供一种实物证据。孙教授特别考察了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发现这些文物体现了道教神灵观和长生信仰的特点， 向读者展示了道教神仙信仰在日本古坟时代的传播与影响。
总体而论， 《道教在日本》和《道教在韩国》两本著作， 具有国际性的视野、多元文化主义的维度、跨文化的视域、客观的立场、丰富的研究方法、翔实的文献材料及清晰的问题意识， 立足于一个内涵丰富且庞杂的“问题阈” 并以“民族、语言、政治、国家、朝代等不同的主体性理解向度” 为切入点， 为我们呈现出东亚文化圈中的道教在日本列岛和韩国半岛曲折复杂的传播历程和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宗教样态。既可以为有志于从事东亚道教的研究者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源并带来研究视角与方法上的启迪， 也将为推进当代东亚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一个独特的视野和一份独特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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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驰，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