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方 来源：《中国道教》2020年第5期
关于民国时期的陕西道教，樊光春《西北道教史》、刘康乐《西安道教百年》等均做过相关梳理，1但由于史料的缺乏，二者仅限于整体上的概述，具体人物涉及较少。近年来，笔者在整理陕西道教碑刻的过程中，先后发现数通民国高道的道行碑或墓志铭。这些碑刻在记述个人生平轨迹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陕西道教的发展状况。
《王母宫一清张真人道行叙》
王母宫一清张真人道行叙
张圆泰，号一清，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羽化于民国三年（1914），曾任陕西太白山王母宫住持，在清末民初的陕西道教界中颇有声望。光绪末年，八仙宫方丈李宗阳开坛传戒，张圆泰被礼请为律坛纠仪师。现今，陕西眉县太白山王母宫仍留存有邑庠廪生阎奉清所撰《王母宫一清张真人道行叙》碑一通，碑高约两米，首座皆佚，断为两截，碑文略有残缺。此碑未见年号或纪年，约为清末民初所立。按碑所述，张圆泰为太白山丁家沟人，幼失双亲，为兄嫂所养。因家贫，无力就学。20岁时，听闻太白山顶大爷海的赵真人道行高深，便前往拜师。后来赵真人羽化，张圆泰继承衣钵。他接管山下王母宫为大山下院，开路立会，增建山上庙宇房屋100余间，置良田70余亩，收远近俗徒百余人，将太白山道教发扬光大。光绪二十六年（1900），关中大饥，饿殍遍野，附近百姓向王母宫借粮，张圆泰欣然出粟百余石。十余年后，村民还粮，张圆泰却坚持不受。宣统间，秦中鸦片泛滥，张圆泰见此危害甚大，自出百余金，设法劝戒吸食鸦片之人。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张圆泰精通医术，尤善外科，识与不识，邀即往，不取分文。张圆泰德行高尚，济世悯人，颇受时人称颂，声名远播。其门下徒子徒孙多人，据现存王母宫的张圆泰墓碑所载，张圆泰有弟子13人，徒孙10人。民国四年（1915），八仙宫封圆智方丈的传戒活动中，张圆泰的弟子薛明昶还荣登天字第一号戒子。
《大宗师傅莱宾方丈墓志铭》与《纯九熊大方丈墓志碑》
傅莱宾墓
熊纯九墓
傅莱宾，名宗溎，道号莱宾，生于清咸丰六年（1856），羽化于民国十三年（1924），曾任汉中留坝张良庙住持。熊纯九为傅莱宾弟子，继任张良庙住持，羽化于民国十七年（1928）。现今，在汉中留坝县张良庙老庙遗址上尚留存有4座方丈坟，其中就有民国年间所立的傅莱宾与熊纯九墓。两通墓碑上分别刻有安惟僧所撰《大宗师傅莱宾方丈墓志铭》2与周恒一所撰《纯九熊大方丈墓志》。按墓志所言，傅莱宾为四川阆中人，因初试不售，退而求学，泛澜于诸子百家之书，涉猎于三教九流之籍。后访道求师，拜留坝张良庙住持柴了还为师，学习性命之道。了还羽化后，傅莱宾继任张良庙住持。傅莱宾管理张良庙期间，正是民国肇造、风云巨变之时，社会动荡不安。政府向庙中的筹款日益增加，使得庙内入不敷出。无奈之下，傅莱宾开始倡办实业，集股开矿，活动经济，维持教务。从此冶炉铸锅，增田广地，税款不忧，教务亦借以发达。张良庙在傅莱宾的管领之下，找到了新的发展路径。傅莱宾羽化后，张良庙由熊纯九继任住持。熊纯九，道名至阳，号纯九，四川渠县人，性行淳朴，沉静少言。初入道，恒力行功过格，以自修省。民国二年（1913），熊纯九来到张良庙，拜傅莱宾为师。民国十三年（1924），傅莱宾羽化后，熊纯九被道众推举管领丛林，适世乱时艰，生民涂炭，宗教危亡，人心放纵，相习以阴险诡诈，往来供应，较畴昔百倍其难。数年间，熊纯九推诚布公，爱众亲仁，虽历诸艰辛，而诚恳弗怠。3此外，熊纯九还于民国十四年（1925）和十五年（1926）两次开坛传戒，受戒者分别为7人和35人。熊纯九管领张良庙仅4年便羽化登真，但其德行操修仍为张良庙道俗所怀念。至今，张良庙仍存有庙中道众与众佃户为纪念熊纯九方丈羽化登真而立的“成能若谷”与“仙踪遥望”二匾额。
《刘至江羽化德教碑》
刘至江羽化德教碑
刘至江，原名不详，道号云龙子，戒名至江。生于清咸丰三年（1853），羽化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陕西华山白云峰隐居道士。今华山北峰留存有刘宗汉所撰民国二十五年《羽化德教碑》一通。4石碑缺失上半部分，但从留存信息中仍能看出刘至江的大致生平。刘至江年幼家窘亲亡，孤苦零丁，因遭遇荒年，于19岁在即墨崂山明霞洞出家，度师张座升。刘至江学道崂山，其师父的派字为“座”，而碑中所载他的法派门徒大部分为“然”字辈。按崂山的全真金山派字谱“玄至一无上，天元妙理生；体性浮空坐，自然是全真”来看，刘至江应该是崂山金山派第十六代弟子。按碑所云，刘至江于同治九年（1870）前往奉天太清宫受戒，戒名至江，道号云龙子，传戒律师为魏明彩。而据五十岚贤隆的《太清宫志》记载，沈阳太清宫在清代共进行过4次传戒，其中同治年间传戒的时间为同治十三年（1874），传戒律师为张圆璿。魏明彩担任传戒律师则是光绪五年（1879）的太清宫传戒。5不知是碑刻记述有误，还是《太清宫志》漏记了一次传戒。刘至江受戒以后，又于光绪五年（1879）在崂山太清宫得遇汪真人，遂跟随真人学道。直到庚子（1900）国变后，汪真人蜀游，不知所终。刘至江开始栖隐于太华白云峰讲道谈经。从目前留存不完全的刘至江的经历来看，其似乎并未有太引人注目的事迹。但本碑末所列他的门下弟子却多达30人，而且在他羽化后，华山各界举哀鹤吊。更值得注意的是，本碑的校阅人与恭述人分别为前八仙宫方丈李宗阳与监院马理效，而且二人还均以“授教徒”的身份自居，说明二人都曾跟随刘至江学习过道法。由此可见，刘至江在当时的陕西道教界似乎应该有重要的地位。
《岐山县道会司道官周真人崇贵道碑》
岐山县道会司道官周真人崇贵道碑
周崇贵，号涵虚，生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羽化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曾任岐山县周公庙住持。现今岐山县周公庙碑廊中留存有周崇贵的道行碑一通，碑高近3米，碑阴刻有岐山县举人薛成兑所撰的《道官周崇贵道行序》。按序文所言，周崇贵乃汉中沔县人，于光绪年间来到岐山周公庙，重修卷阿三清洞而居。其为人谦光和气，蔼蔼可亲。终年孜孜，常以修桥梁、治道途、葺庙宇为第一要事，数十载往来川陕，足迹所至，皆有胜缘。碑中共列举周崇贵十件功德：重修三清洞、创修观音洞、补修石虎嘴、重修八卦亭、置后周公山庄、修益门镇石桥、修凤县福兴寺、创建木桥、创修金坂洞大殿、置金阪洞场面。其中益门镇石桥工程历时8个月，工艺精湛、设计合理、结构坚实，在当时的陕西为先进的大跨径单拱石桥，至今仍在使用。周崇贵为修建此桥向华北慈善联合会及其他慈善组织募集善款万元，后来华北慈善联合会长崔献楼电请慈善家朱子桥又续拨3万元，由陕西省建设厅专家设计，方才完成此桥。6周崇贵除了建庙修桥之外，还精通医术与道教法术。序文记载他“疗病、圆光、走无常诸术，虽擅其长，而默默不出诸口。盖不惟不自炫，且隐而不欲人知也”。序文撰者薛成兑亦云：“汝师道行高洁，兼精岐黄，昔尝为余治疾，余亦甚敬重之。”另外，碑文还提到，民国元年（1912），周崇贵曾在八仙庵封道官。可见，清末民初，西安八仙宫作为西北道教活动的中心，各地的道官是由此处派封的。
《旭阳邱监院遗德碑记》
邱明中，号旭阳，民国三十二年（1943）至三十七年（1948）任西安八仙宫监院。邱明中羽化后，道众为其立遗德碑一通，现存于八仙宫邱祖殿山墙。此碑碑文草书，略有风化，文辞缺损。按碑文记载，邱明中原籍湖南，年轻时受环境影响，沉缅于科学数年，后从军，人多称其骁勇。邱明中在兰州闲游道观时，忽萌道念，遂出家于兰州白云观，拜赵园善为师。为访求妙道，邱明中又前往关中地区云游参访。其往来于关中三大丛林，潜研道学，积有统系，著作并擅书，颇有声望。民国三十二年（1943），八仙宫监院席缺，邱明中被道众推举为首领。邱明中平时虔诚敬神，为国祈福；长年诵经，以祷升平；建筑市房，以增收入。他待人谦和有礼，且善为道众筹生计。碑文称赞其“诚所谓大隐居市，在尘出尘，无为而无不为者也。岂打坐参禅，闭口合唇者，可等量而齐观者”。邱明中不但善于经营道观，而且对于陕西道教界人士的困难，也会挺身而出，仗义相助。当时陕西陇县龙门洞监院阎崇德道长因掩护中共地下党员避难而被人告密，国民党陇县公安局将阎崇德逮捕并关押于陇县看守所，月余后又押解至西安监狱。邱明中为救其脱险，与当时的陕西省省长熊斌多次交涉，并以八仙庵出3000万元（旧币）作贿，最终将阎崇德保释出监狱。7由此可见，邱明中在当时陕西道教界的地位与作用。
社会变革中的陕西道教
清末民初，战火频仍、社会动荡，再加之“庙产兴学”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及西方科学思想的冲击，陕西道教发展步履维艰，每况愈下。即使在处境如此艰难的情况下，陕西高道们仍然秉持道教济世度人的理念，积极行善救世。如张圆泰赈济灾民、免费诊治伤病、帮人戒除鸦片；周崇贵“有济人之志，行济人之事”，联合慈善组织修桥铺路、为民造福等。正是这些高道们的济世仁心，为道教在社会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这也是陕西道教在动荡乱世中得以存活与发展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面对社会巨变以及近代西方科学思想的传入，陕西道教界也被迫做出了一些改变。如张良庙住持傅莱宾倡办实业，集股开矿，冶炉铸锅，活动经济，维持教务，使得张良庙“税款不忧无来源，教务亦借以发达”，而《傅莱宾墓志》中却说“不得已而为之，固非师之本心也”；邱明中“建筑市房，以增收入”，墓志称其“大隐居市，在尘出尘，无为而无不为者也”。对于道教中与社会思想发展相悖的传统，陕西高道们虽然坚守，却不宣扬。民国时期，政府颁布了多项破除迷信的命令，道教受到很大的冲击。因此，周崇贵所擅长的“圆光、走无常诸术”，则默默不出诸口，盖不惟不自炫，且隐而不欲人知也。
灵崖寺《济世良方碑》
另外，在当时，陕西的一些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吸收道家思想来革新政府与社会，这也为陕西道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熊纯九墓志》中就曾提到“世乱时艰，生民涂炭，宗教危亡，人心放纵，相习以阴险诡诈”。可见，当时社会处于一种思想混乱、人心浮动的状态，而这些人就是想用传统的道家思想来改变这种混乱的状态。民国二十三年（1934），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等陕西军政要员出于“固有文化，以伸张民气”的目的，捐资重修八仙宫。冯光裕撰写的《重修八仙宫碑记》中即云：“今共和初政，百废建设。不能为清静之治，不可无清静之心。心清静矣，先国后家，不私不利，其与今国家崇清洁政府旨正合也。”8民国十二年（1923），汉中略阳灵崖寺住持沈教林所立的《济世良方碑》，其云世道灾祸的原因“实由各界同胞，多有不敬天地神佛，不孝不友，不仁不义，不惜五谷字纸，不信慈善事业，立党营私，争权夺利，杀害物命，奸盗诈伪，好讼诬告，终日嫖赌，酒色财气，无恶不为，造孽已久，致酿成今日之结果”。他的“救劫善后八珍良方”即“发现良心，提倡道德，化除意气，开诚布公，不争权利。守本分，营正业，革除一切奢侈行为”9。他还特将此方刻于嘉陵江畔灵崖之上，“以代暮鼓晨钟，唤醒我四万万同胞，急起直追，自强强国，勿再执迷不悟，同室操戈，自取灭种之祸”。
（作者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刊于《中国道教》2020年第5期）
注：
1.樊光春：《西北道教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83页；刘康乐：《西安道教百年》，三秦出版社，2017年，第3页。
2.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429页。
3.这两次传戒为吉冈义丰《白云观的道教》（北京新民印书馆1945年版）所记，参见尹志华：《民国时期的全真道传戒活动考述》，《中国道教》，2016年第5期，第55页。
4.张江涛编著：《华山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503页。
5.（日）五十岚贤隆著，郭晓峰、王晶译：《道教丛林太清宫志》，齐鲁书社，2015年，第72页。
6.王孝藩：《益门石拱桥》，政协宝鸡市渭滨区委员会编：《渭滨文史资料》（第9辑），1994年，第79页。
7.张文、陈法永：《丘处机与龙门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3页。
8.张建新、陈月琴：《西安八仙宫》，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264页。
9.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4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