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光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http://philosophychina.cssn.cn/xzwj/fgcwj/201508/t20150803_2734003.shtml
据全真道历史文献，王重阳于金正隆四、五两年，在终南县甘河镇和醴泉县三次“遇仙”，从此走上抛妻别子、疯癫穴居的修道生涯，并在不长的时间里创立起全真道教团。对他在终南立教的8年间，诸文献有若干基本情节若隐若现，本文对他“终南遇仙”的几个问题提出讨论。
对王重阳“终南遇仙”情节考证分析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主要有7个，兹按撰写年代排列如下：
1、 《终南山神仙重阳子王真人全真教祖碑》，简称《全真教祖碑》。金源璹撰于金正大二年（1225年）。见《甘水仙源录》，正统《道藏》洞神部纪传类。
2、《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简称《仙迹记》，刘祖谦撰于金天兴元年（1232年）。此碑石有两个版本，一石在陕西户县重阳宫，至元十三年（1276年）立石，见刘兆鹤、王西平：《重阳宫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一石在咸阳秦都区双照乡大魏村，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立石，见张鸿杰：《咸阳碑石》，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两碑文字稍有差异，可以互为校正。
3、《金莲正宗记》，秦志安撰于“太岁辛丑”。按秦志安生平，此辛丑当为蒙古太宗十三年（1241年）。见正统《道藏》洞真部纪传类。
4、《七真年谱》，李道谦撰于至元辛未（1271年）。见正统《道藏》洞真部纪传类。
5、《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简称《仙鉴续编》，赵道一撰，原书未题编写年月。从所录人物中最晚为去世于至元丙子的金蓬头分析，当撰于至元六年（1276年）之后不久。见正统《道藏》洞真部纪传类。
6、《类编长安志》，骆天骧撰于元贞二年（1296年）。见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7、《金莲正宗仙源像传》，简称《仙源像传》，刘天素、谢西蟾撰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见正统《道藏》洞真部纪传类。
各文献有一个大致的共同情节：王重阳于金正隆四、五两年，先后三次遇到两个或三个道士，传授丹道口诀；而后“辞官解印，黜妻屏子，拂衣尘外”，相继有南时村穴居和刘蒋村结庐等经历。
对这一段情节，有几个问题不甚明晰，下面加以考证。
第一，王重阳遇仙时的身份。
对于王重阳是否担任金朝官员，各道教文献含糊其辞。近现代论者中有人以为王重阳曾中金朝武举，甚至中进士[1]，因而获得小官吏职位。
《金莲正宗记》：“当废齐阜昌间，献赋春官，忤意而黜。复试武举，遂中甲科。”《全真教祖碑》：“圣朝天眷间， 收复陕西，英豪获用。先生于是捐文场，应武举，易名德威，字世雄，其志足可以知。” 李道谦《七真年谱》同。这几条史料都说王重阳曾中武举，但中哪朝之举却没有明言。麻九畴《邓州重阳观记》也认为：王重阳“当废齐阜昌间，脱落功名，日酣于酒”，也就是说，虽参加了功名考试，却因故“脱落”。陈垣认为：“伪齐之废，重阳年二十六矣，痛祖国之沦亡，悯民族之不振，脱落功名，日酣于酒，宜也。”[2]近些年，一些学者撰文，如郭旃认为王重阳“确曾应废齐科考，并于天会十三年至十五年间中武举甲科。”[3] 舒焚也认为“王喆就应了金朝卵翼下的伪齐的武举。考中武举以后，他成了一个久淹不迁的官员”[4]。
对于王重阳是否参加科举并中武举一事，王西平、陈法永《重阳宫与全真道》一书认为：“天眷年间，金未设武举。而宋绍兴三年，‘复兴元祐十科举士之制’；天眷间，当陕西为宋所辖时，王重阳欲应的是宋的武举。故而金源氏璹所言‘圣朝天眷间，收复陕西，英豪获用，先生于是捐文场应武举’，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5] 梁淑芳在《王重阳诗歌中的义理世界》中，亦沿用此种分析。[6]但王重阳有“欲应”的动机，那么有没有应试的事实呢？三位学者没有说明。按《西北通史》[7]，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正月，金军首次攻克长安，二月占领关中和陇东，因受到当地民众自发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反击，不久即退出这一地区，南宋朝廷派张浚负责秦陇地区的抗金事务。1130年九月，宋军发动“富平战役”，被金军击败，金军再度占领秦陇地区。当年，金立刘豫为“大齐皇帝”，秦陇地区被划归其统辖。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天辅九年）以后，抗金名将吴玠、吴璘兄弟率大军驻守川陕，多次取得对金作战胜利，并收复秦、凤、陇三州（即今天水、宝鸡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六月，因金朝内部派别斗争，废除刘豫伪齐政权，并与南宋签订和约，归还陕西、河南两地。但不到一年（并非王、陈所言一年半），金廷发生政变，背叛与宋盟约。1140年五月，金军再度攻入陕西，领有关中东部，并在凤翔、陇州与宋军激战，六月平定陕西[8]。此后20多年中，宋金在秦陇地区反复争夺，直至1162年（南宋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南宋下令撤军，秦陇地区除陕南和陇南外，均归金所辖，直至蒙古军南下。这一段历史表明，自1128年金军首度占领长安，到1140年以后金人长期统治长安一带，其间金人先后两次占有，南宋一次收复。在此时段中，能够进行武举考试的，只有南宋收复这一年。当时尚处于战争状态，南宋在西北前线地区能否开科取士也值得怀疑。
唐代剑认为，王重阳参加文选和“应武举”是不同时的两件事[9]。自金将陕西等地“悉割以与伪齐，关陕之陷也，士大夫守节死义者甚众。”[10]为笼络人心，刘豫曾于阜昌四年（1133年）和七年两次开科取士。据诸书记载，王重阳确实参加了其中的一次（可能是阜昌四年）。他“善于属文，才思敏捷，尝解试一路之士。”[11]即他在京兆府路举行的府试中成绩名列前茅，但由于“献赋春官，忤意而黜”，没有录取，故而麻九畴《邓州重阳观记》说他“脱落功名，日酣于酒”。至于“应武举”，王重阳则根本没有机会。首先，金和伪齐均未开科武举，如前述；伪齐统治期间，政局动荡，常受南宋军队和民军的袭击，两次科举都只进行贡举，未考武举。其次，《全真教祖碑》称王重阳于天眷年间“获用”，并非武举授官，因为金朝的武举之设，始于其后的皇统年间。
但是，王重阳确实担任了金朝的低级吏员。《类编长安志》卷5寺观：“重阳宫。……在终南县刘蒋村。金正隆间，王祖师监甘河镇酒，遇仙于此，掘活死人墓成道。”“遇仙宫。……在终南县甘河镇。昔重阳王祖师为是镇酒监，有披毡裘二先生索酒，日以为常。一日，毡裘二先生邀祖师饮于甘河岸上，以瓢酌甘河之水，果良酒也，醉饮得道。门人于此建遇仙宫。”是书系骆天骧元贞二年（1296年）修成，他是长安人，至元年间任京兆路儒学教授[12]，所记当有据。甘河镇酒监，系酒税监当官，专掌一镇酒专卖之课利。金承宋制，自天会三年始命榷酤官至各地收税以供财用。按惯例，镇级酒监由选人、小使臣两类充差。此选人是指未入流而参吏部铨选的低级文臣寄禄官。小使臣则是从八品至从九品的武阶官。武举制度健全时，一般为考中下等阶；战争时，多由军兵以军功升。1210年（金泰和元年)方定武举格式，此前的小使臣阶应由军功而获。由此可知，王重阳是于天眷三年五、六月随金军收复陕西得军功[13]后才获得甘河镇酒监这一低级差遣的。
王重阳在酒监职位上，并不尽职。因为 “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 （《全真教祖碑》），所以“日酣于酒”，并开始搜寻道教经文。他在《重阳全真集》卷11中的一首《解珮令》，记录了他在酒监任上因酒醉丢失公文袋被人送还之事：
害风王三，前时割税，为酒爱，饮中沉醉。往往来来，眼前事全然不记，与仁人当街打睡。 腋袋头巾，尽皆遗弃，有经文，里面诀秘。深谢明公，发善心，与予拈起。解珮令，报贤好意。
对于王重阳获得酒监职位的原因，《全真教祖碑》铭文中有一段隐晦的表述：“以文非时，复意于武，勘定祸乱，志欲斯举，文武二进，天不我与。”其中“勘定祸乱”一语，或可解为王重阳曾在平定地方治安中有所作为，与唐代剑所考“得军功”获酒监职位相吻合。
第二，王重阳遇仙时的家庭住处。
王重阳出家以前的家庭产业有两处：一为咸阳县大魏村，在今咸阳市秦都区双照乡；二为终南县刘蒋村，在今西安市户县，今属祖庵镇。两地相距约30公里。这两处产业是迁居关系，还是常住与别业的关系，几件文献记述不同：
一是常住与别业之关系。见《金莲正宗记》：“先生讳中孚，字允卿。家世咸阳，最为右族，当刘蒋水竹烟霞爽垲之地，营起别墅，作终焉计。”
二是家族迁居关系。迁居时间在王重阳出生以前。见《七真年谱》：“全真祖师王嚞字知明，号重阳子，京兆咸阳人。世以赀产著姓，后迁终南县刘蒋村。其母感异梦而妊”。《仙鉴续编》基本相同：“师名嚞，字知明，号重阳子，京兆咸阳人，迁终南之刘蒋村。母感异梦而妊。”
三是王重阳本人因准备出家，独自迁居。见《全真教祖碑》：“……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焉。于是慨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会废齐摄事，秦民未附，岁又饥馑，时有群寇劫先生家财一空，其大父诉之统府，大索于邻里三百余户，其所亡者金币颇得复焉。又获贼之渠魁，先生勉之曰，此乃乡党饥荒，譬如乞诸其邻者，亦非真盗也，安忍陷于死地。纵舍使去，里人以此敬仰先生逾甚。咸阳、醴泉二邑，赖先生得安。是后，于终南刘蒋村创别业居之，置家事不问。”又在正隆五年醴泉遇仙之后，离别妻子，送幼女于姻家，先在南时村穴居，“后迁居刘蒋村北，寓水中坻。”《仙源像传》记载略同：“会中原多事，秦陇纷扰，师每有出尘之志，乃迁终南县刘蒋村，创别业栖隐，置家事俱不问，放旷自适。”
《仙迹记》没有记录王重阳家族的刘蒋别业和迁居之事，明确记载王重阳出生于咸阳大魏村。所谓迁居刘蒋，则是指南时村穴居三年后，“复自实之，遂迁于刘蒋，与和、李二真人为友，各接茅居之。”
有学者曾考证，王重阳祖上由咸阳迁居终南，兴建刘蒋、水竹、烟霞等三个小村庄[14]。其所据文献，一是《金莲正宗记》所言“当刘蒋水竹烟霞爽垲之地，营起别墅”，二是《仙鉴续编》：“迤逦出关，抵登州，夜归观中，书陕西所作诗于壁云：‘一别终南水竹村，家无儿女亦无孙。三千里路寻知友，引入长生不死门。’”《重阳全真集》卷2亦录有此诗，题《赠马钰》，“三千里路”作“三千里外”。在这两件文献中，出现了刘蒋、水竹两个村名。而参考其他涉及王重阳生平的文献，都只有“刘蒋”一名。为什么会理解为两个或三个村名？这里涉及对“刘蒋水竹烟霞爽垲之地”的断句问题。如果大部分文献都没有记录王重阳终南别墅有两处以上，那么就应当把“水竹、烟霞”两词看作修饰语，是对刘蒋村别业地貌的描述，即：位于村外的小河边，竹林茂密，水汽蒸腾。王重阳诗中所谓“水竹村”，同样是文学性表述，而不是通用的地名。与此相关的称谓，还有《全真教祖碑》中所说“后迁居刘蒋村北，寓水中坻”，与此相类似。
第三，王重阳所遇道士到底是谁。
王重阳于正隆四、五年所遇道士共有三次：第一次在甘河镇，第二次在醴泉，第三次仍在甘河镇。
对第一次即正隆四年甘河遇仙，其所遇道士，两件最早的王重阳传记《全真教祖碑》和《仙迹记》都没有指明是谁，而且见面的具体场地也略不同。《全真教祖碑》说是王重阳当时在甘河镇上的一家屠户家饮酒吃肉，与“两衣毡者”相遇，得授口诀，碑文称两位道士为“二仙”。《仙迹记》则说王重阳“遇至人于甘河”。此处“甘河”当为甘河镇。
第二次即正隆五年醴泉遇仙。《全真教祖碑》说是“明年再遇于醴泉”，也就是说，这次遇到的，仍然是上年甘河镇所遇两位道士。这一次，王重阳问他们“乡贯年姓”。“答曰：‘濮人，年二十有二，姓则不知也。’”《金莲正宗记》则说：“问其乡里，答曰：‘蒲坂永乐是所居也。’又问年甲几何，答曰：‘春秋二十有二。’复问其族，默而不言。”显然，后者是将“濮”演绎为“蒲坂”，暗示其人为吕洞宾。宋金时期，“濮”地有二：一为濮县，原属山东，今并入河南范县（濮阳市辖）；二为濮阳，原属河北，今属河南。从自然地理上看，二“濮”实属同一地域。醴泉遇仙之前，《金莲正宗记》又演绎了一段过渡的故事，说王重阳于正隆五年某日，遇一道者同宿，经其指点，于中秋日至醴泉，再遇此道者。
第三次是在王重阳醴泉遇仙之后，到南时村建造“活死人墓”穴居。“后复遇至人，饮以神瀵[15]，因止酒，唯饮水焉。” （《全真教祖碑》）。《金莲正宗记》对这一记述进行了演绎，并说道人自称“吾海蟾公也”。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排列分析，可以看出，在最早的两件金代王重阳传记中，没有出现王重阳直接受吕洞宾、刘海蟾点化的说法。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梁栋《重阳教化集序》，也只是说：“重阳蚤遇至人口传至道，乃结庐于甘水之上。”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范怿《重阳全真集序》与梁栋说法相同：“真人博通三教，洞晓百家，遇至人于甘河，得知友于东海”，这两篇撰写于金代的文献，都与前两件王重阳传记相吻合。直到入元以后的《金莲正宗记》中，首次出现刘海蟾。而其后的《七真年谱》和《仙鉴续编》，又将王重阳首次甘河遇仙认定为“纯阳吕真君”；《仙源像传》称：“其所遇者，盖吕纯阳也。”第三次是否刘海蟾，《七真年谱》没有直接叙述，而是引述《重阳全真集》的一段词序，暗示为刘海蟾：“余尝从甘河携酒一葫欲归庵，道逢一先生叫云：害风肯与我酒吃否？余与之，先生一引而尽，却令余以葫取河水。余取得水授与先生，先生复授余，令余饮之，乃仙酎也。又曰：子识刘海蟾否？余曰：但尝见画像耳。先生笑之而去。”《仙鉴续编》所述情节基本相同。查正统《道藏》太平部《重阳全真集》卷5《虞美人》词序，文字略不同：“余尝从甘河携酒一瓢，欲归庵，道逢一先生，明云：害风肯与我酒吃否？余与之，先生一饮而尽，却令余以瓢取河水。余取得水授与先生，先生复授余，令余饮，余饮之，乃仙酎也。” 其原文并没有关于刘海蟾的对话，显见系李道谦等人增加的内容。《仙源像传》则直接告诉人们：“甲申秋，复遇刘海蟾于甘河镇。”为什么金代文献不言王重阳受吕洞宾、刘海蟾点化，说明这一说法并非出自王重阳及其同期道友之口，而是后世据王重阳的学术传承而做出的推断。
在全真道文集中收录的王重阳本人所作诗词中，也没有将终南遇仙直接称为吕洞宾、刘海蟾的文字，只有“两个先生”、“明师”“至人”等称呼，如《遇师》：“四旬八上得遭逢，口诀传来便有功。一粒丹砂色愈好，玉华山上现殷红。”（《重阳全真集》卷2）《寿期》：“害风害风旧病发，寿命不过五十八。两个先生决定来，一灵真性诚搜刷。”（同上）《换骨骰又》：“幼慕清闲，长年间、便登道岸。上高坡、细搜修炼。遇明师，授秘诀，分开片段。”（《重阳全真集》卷3）《玉女摇仙佩》：“终南一遇，醴邑相逢，两次凡心蒙涤。”（同上）《烛影摇红》：“已当日、终南遭遇。拂开眸目，剔正心神，东临琼路。占真闲，水云游历成霞步。 天涯海畔是前期，此处堪停住。等候明明师父。”（同上）《卜算子又》：“谁识这风狂，谁识斯三喆。恰遇炎蒸得清凉，正寒也，成温热。因仰至人言，遂获真仙诀。”（《重阳全真集》卷7）
在王重阳诗词中，也确有“纯阳师父”“海蟾师叔”的称呼，但不是出现在“遇仙”的场景中，而是对其学术关系的确认。如《酹江月》：“正阳的祖，又纯阳师父，修持深奥。更有真尊唯是叔，海蟾同居三岛。弟子重阳，侍尊玄妙。（《重阳全真集》卷3）而且，在另一首词中，他将自己的学术师承分别称作“汉正阳、唐纯阳、燕国海蟾”，（详下文）也说明他站在学者的立场上，将三人看作不同历史时代的人物，而不是道教仙话中那些超越时空的神仙。
在叙述“遇仙”的情节时，还有一个奇怪的称呼：“渊明”。见《恨欢迟》：“名喆排三本姓王，字知明子号重阳。似菊花如要清香，吐缓缓，等浓香。学易年高便道装，遇渊明，语我嘉祥。指蓬莱云路如归去，慢慢地休忙。”（《重阳全真集》卷4）如此称呼，也证明王重阳本人始终将自己所遇道者当作不知名的隐士看待。
另外，徐琰于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所撰《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中，有一段话也值得注意：“迨乎金季，重阳真君不阶师友，一悟绝人，殆若天授。起于终南，达于崑嵛，招其同类而开导之、锻炼之，创立一家之教曰全真。” 徐琰是受郝大通徒孙徐志根委托，撰写这篇碑文的，见《甘水仙源录》卷2。其所依据的相关事实，当源自徐志根之叙述。从碑文所称王重阳“不阶师友，一悟绝人”来看，郝大通一脉也不认为王重阳直接受教于吕洞宾和刘海蟾，但“不阶师友”属溢美之词。王重阳终南所遇神秘道者和与他同伴修道的和玉蟾、李灵阳，断不可否认为其师友。
第四，王重阳缘何尊礼吕洞宾和刘海蟾。
否定王重阳直接受吕、刘点化，不等于否定王重阳对钟吕学术的继承和发扬。这一点，从《重阳全真集》及相关文献中王重阳的诗文中可以领略：
了了歌
汉正阳兮为的祖，唐纯阳兮做师父。燕国海蟾兮叔主，终南重阳兮弟子。（《重阳全真集》卷9）
窈窈歌 直待正纯阳[16]，方称重阳子。（同上）
月中仙·自咏
自问王三，你因缘害风，心下何处。怡颜独哂，为死死生生，最分明据。转令神性悟，更慵羡人夸五绔。愈觉清凉地，皮毛无用，那更忆丝絮。 浑身要显之时，这巾衫青白，总是麻布。葫芦贮药，又腋袋经文，拯救人苦。竹携常杖柱，侍自在，逍遥钟吕，道余归去路，烟霞侣。（《重阳全真集》卷5）
满庭芳
汝奉全真，继分五祖，略将宗派称扬。老君金口，亲付与西王。圣母赐，东华教主。东华降，钟离承当。传玄理，富春刘相，吕祖悟黄粱。 登仙弘誓愿，行缘甘水，复度重阳。过山东游历，直至东洋。见七朵金莲出水，丘刘谭马郝孙王。吾门弟，天元庆会，万朵玉莲芳。（《鸣鹤余音》卷3）
《鸣鹤余音》是元人彭致中编集的，成书于至正七年（1347年）前后，晚于《重阳全真集》160年，是否为王重阳亲撰，值得怀疑。但这首词所表述的全真道学术传承，却是可信的。这里将西王母作为五祖之首，与后世所排序列略不同。
那么，为什么王重阳要尊礼吕洞宾和刘海蟾，从其时代背景和道教发展的客观规律方面进行探究，许多学者均有详尽的考论。我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王重阳尊礼吕、刘二人的历史地理背景。
陕西关中地区，是钟离权、吕洞宾内丹术形成的重要区域。自钟吕以后，在陕西地区有两支钟吕学派值得注意。
一是陈抟学派。陈抟生活于五代-宋初，隐居华山40余年。与其同时，吕洞宾、刘海蟾也活动在关中地区。黄宗羲《宋元学案》卷12太极图说附：“考河上公本图名无极图，魏伯阳得之以著参同契，钟离权得之以授吕洞宾。洞宾后与陈图南同隐华山，而以授陈，陈刻之华山石壁。陈又得先天图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种放。”由此证明，陈抟与吕洞宾有密切交往。陈抟身后，在关中地区长期流传其学术体系，直到明代，由火龙真人-张三丰传续的隐仙派还以陈抟为第三祖[17]。北宋时主要是种放、张无梦及种放弟子高怿。张无梦是陕西周至人，北宋初师从陈抟，后移居台州（今属浙江）琼台观十余年，又返回终南山鹤池隐居数年。据楼观碑记，张无梦是宋初楼观高道，因此，其隐居地当在楼观附近。种放生活于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以前，《宋史》有传。生于洛阳，因其父任长安主簿，遂长成于长安。其父去世后，陪同母亲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东明峰，结草为庐，以讲习为业。因从学人众，得束脩奉养母亲，怡然自乐。淳化三年（992年），陕西转运使宋惟干向朝廷推荐，太宗下诏征召。其母闻讯大怒，“尝劝汝弗聚徒讲学，今果为人知，我将弃汝入穷山矣。”[18]种放于是称病不应，获太宗嘉奖，赐钱供其奉养老母。其母去世后，经朝廷多次礼请，种放三次赴汴京，先后被授右谏议大夫、集贤院给事中、工部侍郎等职务，但在京城居留时间很短，绝大部分时间仍居住在长安。弟子高怿、张峣、许勃，号称“南山三友”，门徒众多。范雍于仁宗天圣初（约1023年）在长安建京兆府学，聘高怿讲授，诸生近百人，受到仁宗表彰，赐号“安素处士”[19]。高怿讲学的这个京兆府学，就是后来王重阳就读的学校，陈抟学系的学术思想，必然对青年王重阳有深刻影响。
二是张伯端学派。张伯端于熙宁二年（1069年）在成都天回寺遇异人传授金丹药物口诀，其情节与王重阳类似。陆思诚《悟真篇记》据刘海蟾弟子王冲熙称：“海蟾之传举世唯张伯端知其道”，怀疑张伯端在天回寺所遇异人即刘海蟾。《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直述张伯端于成都遇刘海蟾。其后，张伯端辗转于荆南（今湖北江陵）、汉阴（今陕西安康汉水南岸）、河东（今山西南部）修道、传道。熙宁八年（1075年）左右，又由河东入陕西，一度在秦岭南麓的汉水、嘉陵江上游地区，即今陕西凤县、甘肃武都传道，因“三传非人”，触怒凤州太守，被判流放，解送陕北边塞。路过邠州（今陕西彬县）时，遇石泰相逢。因石泰与当地官员交好，经过疏通，由邠州太守作出免予流放的判决；张伯端因此传内丹学与石泰，而后经过长安，东出潼关，南归故里台州。石泰接受内丹学术后，继续在关中西部（今咸阳、宝鸡两市）行医传道，直到王重阳甘河遇仙之前一年去世。在他生前，崇宁五年（1106年），有僧人薛道光到关中参访佛寺，于眉县青镇与石泰相遇，弃释入道，随石泰修习内丹。不久，薛道光遵从师嘱，由关中南下，辗转到达南宋首都临安，授徒陈楠；陈楠再传白玉蟾，张伯端学派即后世所称金丹派南宗在江南大行。
从陈抟、张伯端两个道教学术流派在陕西关中地区传播的事实看，其时间链条基本上是可以衔接的，王重阳与这两个学派的活动区域也基本重合。陈抟再传弟子高怿于京兆府学讲学时在宋仁宗朝，距离王重阳就读京兆府学不超过百年，因此不排除王重阳曾师从高怿亲传或再传弟子的可能。而张伯端-石泰-薛道光一系学派在关中地区传播的时段，恰在1075-1158年间。这一段时间，包括了王重阳的青年时期。他在关中各地的游历过程中，难免受到陈、张两个学派的影响。石泰去世第二年，王重阳就在甘河“遇仙”，弃家入道，不能简单地看作巧合。王重阳所遇无名道者，来自陈、张两系的传人，可能性最大。《重阳全真集》卷10中有一首《赠刘四友》诗：“梦里逢师是睡仙，从公知道这因缘。若教足下还如此，也没惊忧自在眠。”睡仙是后世对陈抟的尊称。王重阳诗中尊其为师，显见陈抟学派对他的影响。国师尹《重阳教化集序》说：“自太上出关之后，有关令尹喜传袭其道，下逮钟离处士、吕洞宾、陈图南者，皆相继而出，于今得重阳真人及丹阳先生，亦接踵于世。”全真道早期文献将陈抟也列入本教派的传承系统，足见王重阳与陈抟学派间的渊源。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也认为：“与王喆同时入终南修炼，而且师资渊源相同者，还有李凝阳、和玉蟾二人。”[20]这也说明王重阳创立全真道的历史地理环境，正是钟吕陈张内丹学术在秦陇一带广为传播的状况。
【注释】
[1]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
[2]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一编，第18页。
[3]郭旃：《全真道的兴起及其与金王朝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4]舒焚：《金全真道及其创始人王喆》，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
[5]王西平、陈法永：《重阳宫与全真道》第二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6]梁淑芳：《王重阳诗歌中的义理世界》，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2002年版，第31-32页。
[7]谷葆主编：《西北通史》第3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
[8] 《金史》卷4熙宗纪。
[9]唐代剑：《王喆生平事迹考述》，《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1期。
[1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2。
[11]李道谦：《七真年谱》。正统《道藏》洞真部纪传类。
[12]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13] 《金史》卷52选举志二 ：“凡军功有六，一曰川野见阵，最出当先，杀退敌军。二曰攻打抗拒山寨，夺得敌楼。三曰争取船桥，越险先登。四曰远探捕得喉舌。五曰险难之间，远处报事情成功。六曰谋事得济，越众立功”。
[14]唐代剑：《王喆生平事迹考述》，《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1期。
[15]瀵，泉水。
[16]正纯阳，当解为正阳和纯阳，以应后句之“重阳”。
[17]隐仙派尊尹喜为始祖，麻衣道者为二祖。
[18] 《钦定大清一统志》卷181西安府四。
[19]引文同上。
[20]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