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http://philosophychina.cssn.cn/xzwj/gwwj/201508/t20150803_2733981.shtml
原载于《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4期
全真道是宋金之际兴起于中国北方的道教新派，创始人为陕西咸阳人王中孚。王中孚之创立全真道，起初是声称于金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在甘河镇得遇异人传以修炼口诀，然后更名为喆、字知明、号重阳子，并通过修筑“活死人墓”、佯装疯狂而图吸引信众；不过，当地民众似乎并未被他吸引，数年之间只有李凝阳、和德瑾、史处厚、严处常等少数人追随之，其教未能在关中流传。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放火烧掉了“活死人墓”，远赴山东半岛寻找传人。在山东半岛，王重阳正式打出了“全真”的旗帜，相继收得马钰、谭处端、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世称“全真七子”的高徒，又率众弟子在山东各地建立了“三教平等会”、“三教金莲会”、“三教玉华会”、“三教三光会”、“三教七宝会”等全真道组织，为全真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不久之后，王重阳即于大定十年（1170）在率领马钰、谭处端、丘处机、刘处玄诸徒返回陕西家乡的途中仙逝了，而马、谭、丘、刘诸徒则在安葬好王重阳的遗骨并为师父守墓尽孝后，分赴各地修道传教，将全真道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阶段。[[1]]
众所周知，全真道的发展之走向高潮，是在丘处机于蒙古太祖十七年（1222）西行面见成吉思汗之后[[2]]。在此之前，全真诸子与上层统治者的交往，主要对象是当时统治中国北方的女真族之金朝。这段时期，大约有五十年左右的时间，涉及金朝的世宗、章宗及卫绍王三代帝王。以往，学术界亦曾谈及这段时期全真诸子的活动情况，如全真诸子曾得金朝帝王召见并为他们设醮祈禳等；不过，对于这一时期金廷中的另一位与全真道发展有重要关系的人物——章宗元妃，人们的认识却不多，更少有人讨论她与早期全真道发展的关系。笔者近读《金史》及其他一些材料，发现这位皇宫内的妃子曾与早期全真道有着很多瓜葛，是研究这一时期道教历史需要关注的重要人物。是故，在此对她的事迹及其与早期全真道发展的关系略作介绍和分析，以图进一步激发学界对这五十年间全真道发展情况的研究兴趣。
一、近世史家关于金章宗元妃与早期全真道之认识
较早注意到金章宗元妃与道教关系的近世学者是陈国符先生。陈国符先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著《道藏源流考》，其中“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部分曾谈及宋金时期《道藏》之纂修与镂版情况：
《政和道藏》经板，至金代尚存，但已残阙。金世宗大定四年，诏以南京（即宋东京）经板，付中都十方大天长观。章宗明昌元年，提点孙明道即据以补刊成藏。既又搜访遗经，得千七十四卷，补镂经板，诠次为六千四百五十五卷，为帙六百有二，题曰《大金玄都宝藏》……[[3]]
接着，陈国符先生又考述《道藏》在金代各地的分布情况，并引《甘水仙源录》、《七真年谱》等道教碑记谱录言：
明昌二年，（丘处机）东归棲霞，乃大建琳宫，勑赐其额曰太虚。气象雄伟，为东方道林之冠。泰和间，元妃重道，遥礼师（丘处机）禁中。遗道经一藏。（《甘水仙源录》卷二《长春真人本行碑》）
（泰和）七年，（王处一）居圣水玉虚观，元妃送道经一藏。（《甘水仙源录》卷二《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
泰和七年丁卯，……元妃施经二藏，一驿送棲霞太虚观，一驿送圣水玉虚观。（《七真年谱》）[[4]]
此外，陈氏还引《金莲正宗记》、《金莲正宗仙源像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等道教史传，对上述元妃赠送《道藏》的时间、版本等进行了辨析，以为丘处机、王处一所获赠《道藏》“当皆系《大金玄都宝藏》”[[5]]。后来的史家在谈论金代全真道的活动情况时，也多举陈国符先生所见史料，言及元妃“施经二藏”一事；又根据上述碑记、史传，赘述金世宗、金章宗等帝王诏请丘处机、王处一、刘处玄诸子设醮祈禳诸事。对于金世宗、金章宗及章宗元妃如此“优宠”全真道士这一现象，近世史家多依陈垣先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的“消除杀盗”说[[6]]，笼统地认为这是由于早期全真道具有“维护金廷统治、缓和社会矛盾”的功用[[7]]。然而，对于深居女真族皇宫内的妃子为何深感兴趣于全真道士，以及她是否对金廷的道教政策有过影响，近世史家们却鲜有讨论。
事实上，章宗元妃并不是一名简单的养在深闺的柔弱女子，而是金朝“政坛”的重要人物；她大力崇信、优宠全真道士，也并不纯粹是因为其有“维护金廷统治、缓和社会矛盾”的功用，更多的原因，实是想利用全真道士来帮助她在“皇嗣”问题上战胜对手，以求永保其家族的富贵地位。详如下。
二、章宗元妃之干政及崇道活动
据《金史·后妃列传》记载，章宗元妃本姓李、名师儿，其父李湘、母王盻儿，出身卑微，“其家有罪，没入宫籍监”，“大定末，以监户女子入宫”[[8]]。从其父母的姓名及金国之“宫监”乃“用兵所掳妇女良者” [[9]]来看，李师儿似为汉族而非女真族。当时，在宫中教诸宫女学习认字的“宫教”为张建，“师儿与诸宫女皆从之学”。依照规矩，宫教和诸宫女以青纱隔帐分开，宫教处帐外，诸宫女处帐内，双方不得见面；宫女有不识字及问义者，皆自帐内映纱指字请问，而宫教则自帐外口说教之。诸宫女中，唯李师儿领悟最快，张建不知道她是谁，只知此人声音清亮；后来章宗曾问张建，宫中女子谁最可教？张建答以此声音清亮者最佳。章宗根据张建所述特征将李师儿寻出，而宦者梁道则“誉师儿才美，劝章宗纳之”。因为章宗好文辞，而李师儿则“性慧黠，能作字，知文义，尤善伺候颜色，迎合旨意”，于是大得章宗幸爱。明昌四年（1193），李师儿得封为“昭容”，次年进封“淑妃”，后又得进封“元妃”[[10]]。章宗本有原配夫人蒲察氏，但蒲察氏在章宗即位前就已病故（章宗即位后追封为“钦怀皇后”），所以后来章宗曾想立大得宠爱的李师儿为皇后，但遭到了宗端修、张公著等大臣的反对，理由是李师儿出身卑微，而“国朝立后，非贵种不预选择”[[11]]。这样，章宗朝便一直没有再立皇后。不过，元妃李师儿虽然未能当上皇后，但其地位、权势实际上却与皇后一样显赫，如《金史·后妃列传》言：
自钦怀皇后没世，中宫虚位久，章宗意属李氏。而国朝故事，皆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纥石烈、乌林荅、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姻婚，娶后尚主，而李氏微甚。至是，章宗果欲立之，大臣固执不从，台谏以为言，帝不得已，进封为元妃，而势位熏赫，与皇后侔矣。[[12]]
元妃李氏之“势位熏赫”，并不仅仅体现在她深得章宗宠爱并多享优厚待遇，而且还表现于她颇喜干预朝政、家族飞扬跋扈上。关于元妃李氏的干预朝政及其家族的飞扬跋扈，《金史》中多有记载，兹不赘述，唯举元人刘祁《归潜志》的议论如下：
元妃势敌正后，其兄锡尔（按：又作“喜儿”）少尝为盗，夤缘至宣徽使，弟特尔格（按：又作“铁哥”）至近侍局使，一家权势熏天。士大夫好进者，往往趋附。……当其盛时，不减唐开元杨贵妃家。[[13]]
因为元妃家族在章宗朝“权势熏天”，士大夫之好进者“往往趋附”，所以当时社会上曾流传许多讥讽李家的笑话，如《金史》记载：
一日，章宗宴宫中，优人瑇瑁头者戏于前。或问：“上国有何符瑞？”优曰：“汝不闻凤皇见乎？”其人曰：“知之，而未闻其详。”优曰：“其飞有四，所应亦异。若向上飞则风雨顺时，向下飞则五谷丰登，向外飞则四国来朝，向里（李）飞则加官进禄。”上笑而罢。[[14]]
对于元妃李氏的干预朝政及其家族的飞扬跋扈，当时一些耿直的大臣们曾仗义反对之，如监察御史张公著曾上书章宗，指责元妃李氏“妾上僭后，夫人失位”[[15]]，而尚书省令史宗端修也曾上书直言，希望章宗“远小人”。《金史·宗端修传》载：
是时元妃李氏兄弟干预朝政，端修上书乞远小人。上遣李喜儿传诏问端修：“小人为谁，其以姓名对。”端修对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儿赐名也。喜儿不敢隐，具奏之。上虽责喜儿兄弟，而不能去也。[[16]]
李氏家族虽然依仗金章宗的宠护而得横行一时，但到了泰和八年（1208）章宗驾崩后，却遭到了继位之卫绍王的惩处，史载：
卫绍王即位，……诏曰：“近者有诉元妃李氏，潜计负恩。……有司议，法当极刑。以其久侍先帝，欲免其死。王公百僚，执奏坚确。今赐李氏自尽。王盻儿、李新喜各正典刑。李氏兄安国军节度使喜儿、弟少府监铁哥如律，仍追除复系监籍，于远地安置。诸连坐并依律令施行。”[[17]]
总之，元妃李氏受到章宗宠遇虽然只有十多年时间，但其本人及家族对朝政的干预却颇为剧烈。在这十多年的时间内，章宗和元妃曾多次召见全真道士，或请他们建斋设醮，或为其观敕赐匾额，或向其徒颁发度牒，令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全真道颇为显耀，兹略举数例如下。
据《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铭》载，金章宗曾于承安二年（1197）诏全真宗师王处一入京问以“卫生”之道，并赐其紫衣、号“体玄大师”，使居崇福观,月给钱二百缗；“是时，吕道安将建祖庭,盖（王重阳）真君故庐,以无勑额,不敢集众,真人奏立观‘灵虚’,赐道安‘冲虚大师’,而祖庭造建始盛”[[18]]。这件事在《金史》中也有记载，如《金史·章宗本纪》载：“（承安二年四月）尚书省奏：比岁北边调度颇多，请降僧道空名度牒紫褐师德号以助军储。（章宗）从之。”《金史·食货志》也载：“承安二年，卖度牒师号寺观额，复令人入粟补官。”虽然王处一获得“体玄大师”赐号并为全真“祖庭”争得“观额”，实际上可能是当时金廷为解决财政困难而鬻售这类东西的结果[[19]]，但因其乃是全真道在金初生存发展的必需条件[[20]]，故对于全真道来说实有着很大的意义。尤其是作为全真道之“圣地”的祖庭（王重阳故庐）“造建始盛”，对于全真道在今后的发展兴盛更是有着极大的意义。同时，《金史·章宗本纪》还记载承安二年七月章宗曾“幸天长观，建普天大醮”；而王处一这次入京，即可能是为了参加此次建醮，因为这段时期内他曾多次得金廷诏请建醮，如《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铭》载：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征（王处一）至燕京,居之天长观,（世宗）尝问卫生为治。……明年（1188）为修真观,居不逾时,求还山,世宗贐之,委去。其年世宗不豫,复来征。……明年（1189）正月三日下车,世宗崩巳一日。章宗留为醮，资大行冥福。其年复还山……[[21]]
根据同碑记载，此后王处一也多得金廷诏请建醮，并藉宠遇而在各地广收门徒、大兴宫观：
（金章宗）泰和改元（1201）及三年（1203）,诏两设普天醮于毫州太清宫,度民为道士千余人。……七年（1207），居圣水玉虚观,元妃送道经一藏。（卫绍王）大安改元（1209）,北京请居华阳观。庚午（1210），醮蓟州玉田县。……其弟子陈志玄、朱志彦、赵志古、张志隐、李志宗、李志明、崔志安、赵志真及今贺李两君,十人相嗣为之,历四十五年,构通明、紫微、七元三殿,虚皇一坛,凌霄一门,灵官、演法、湛然、传应法师祠四堂,钟楼斋庖厅廪将二百楹,位置虽劣祖庭,犹足为自关而西名山福地土木之冠。[[22]]
除王处一之外，“全真七子”中的丘处机、刘处玄也多得章宗及元妃的礼遇，如前述元妃曾于泰和年间“遥礼师（丘处机）禁中，遗道经一藏”[[23]]，而《金莲正宗记》、《七真年谱》则载：
承安之三年（1198）也,章宗闻其（刘处玄）道价铿鍧,乃遣使者征之,以鹤板蒲轮接于紫宸,待如上宾,赐以琳宇,名曰修真。官寮士庶络绎相仍,户外之履无时不盈。明年（1199）三月,乞还故山,天子不敢臣,额赐灵虚,宠光祖庭。[[24]]
承安三年戊午（1198）,长生真人（刘处玄）年五十二。应对悉合上意,三月得旨还山,勑赐观额五道,曰灵虚,曰太微,曰龙翔,曰集仙,曰妙真,令立观度人。[[25]]
关于全真诸子之得章宗与元妃宠遇，及其入京建醮诸事，王西平等主编《重阳宫与全真道》一书及张泽洪撰《金元时期的全真宗师与国家斋醮》一文曾有较详叙述[[26]]，故这里就不再赘列。笔者在此想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金章宗与元妃李氏会在这十多年间如此热衷道术、优宠全真？
三、章宗元妃崇道之原因
事实上，早在章宗之前，全真诸子即曾得到过金世宗的宠遇，如王处一、丘处机俱曾多次得金世宗召见并为其举行“万春节”醮事[[27]]。而即位之初的金章宗则似乎并不喜欢全真道，曾因为“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28]]，所以登基不久后即下令禁止佛教与道教私下“自披剃为僧道”，后又“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甚至“勅亲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许僧尼道士出入”[[29]]。在这样的政策下，早期全真道的发展遇到了很大阻力，非但执掌陕西教务的丘处机于明昌二年（1191）被遣返山东[[30]]，且作为全真“祖庭”之王重阳故居也被官府视为非法而遭没收，如《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载：
明昌辛亥（1191），长春（丘处机）仙仗亦东归。……乙卯（1195），朝省罢无敕额庵院，悉没于官,祖庭亦在其数。自是，门庭萧索,道侣散逸………[[31]]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李师儿得宠于金章宗并相继受封为“昭容”、“淑妃”、“元妃”后，金廷对全真道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如上述王处一得诏入京并“两设普天醮于毫州太清宫,度民为道士千余人”、刘处玄得金廷“勑赐观额五道”、丘处机得元妃“遥礼”于“禁中”并“遗道经一藏”诸事，实皆发生于章宗改元“承安”（1196）之后。并且，这一时期金廷举办的斋醮祭祀活动多与皇室“祈嗣”或为皇子祈福有关，如《金史》记载：
洪辉本名讹论（按：又作“额琳”），承安二年（1197）五月生，弥月，封寿王。闰六月壬午，病急风，募能医者加宣武将军，赐钱五百万。甲申，疾愈，印《无量寿经》一万卷报谢，衍庆宫作普天大醮七日，无奏刑名，仍禁屠宰。[[32]]
（章宗）钦怀后及妃姬尝有子，或二三岁或数月辄夭。承安五年（1200），帝以继嗣未立，祷祀太庙、山陵。少府监张汝猷因转对，奏“皇嗣未立，乞圣主亲行祀事之后，遣近臣诣诸岳观庙祈祷”。诏司空襄往亳州祷太清宫……[[33]]
忒隣（按：又作“德里”），泰和二年（1202）八月生。上久无皇嗣，祈祷于郊、庙、衍庆宫、亳州太清宫，至是喜甚。……[[34]]
泰和二年（1202）八月丁酉，元妃生皇子忒隣，群臣上表称贺。宴五品以上于神龙殿，六品以下宴于東庑下。诏平章政事徒单镒（按：又作“图克坦镒”）报谢太庙，右丞完颜匡报谢山陵，使使亳州报谢太清宫。……十二月癸酉，忒隣生满三月，勑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设醮于玄真观，为忒隣祈福……[[35]]
这一时期的金廷之所以如此频密地举办这类斋醮祭祀活动，实与章宗朝“皇嗣未立”有关。据《金史·章宗诸子列传》记载，章宗共有六子，但却都早夭：
章宗钦怀皇后生绛王洪裕，资明夫人林氏生荆王洪靖，诸姬生荣王洪熙、英王洪衍、寿王洪辉。元妃李氏生葛王忒隣。……洪裕，大定二十六年生，……二十八年十月丙寅，薨。明昌三年，追封绛王，赐名。……洪靖本名阿虎懒（按：又作“阿古喇”），明昌三年生，……四年，薨。承安四年，追封荆王，赐名。……洪熙本名讹鲁不（按：又作“额特藏布”），明昌三年生，未弥月薨。承安四年，追封荣王，赐名。……洪衍，本名撒改（按：又作“萨哈”），明昌四年生，未几薨。承安四年，追封英王，赐名。……洪辉本名讹论，承安三年五月生，弥月，封寿王，……十月丁亥，薨。……忒隣，泰和二年（1202）八月生，……封为葛王，……泰和三年，薨。[[36]]
皇室“无嗣”，在各个朝代对于统治者来说都是一件令他们头痛的事情，在金代章宗朝更是如此，因为金章宗完颜璟之继承皇位在皇室内部颇受争议。完颜璟的女真族名为“麻达葛”，本是金世宗完颜雍的孙子，其之所以得以直接继承金世宗的皇位，除了是因为其父（皇太子允恭）早逝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其既精通汉文化又很好地持守了女真族的传统，故深得忧虑女真族迅速“汉化”的金世宗之喜爱。[[37]]对于完颜璟之继承皇位，金世宗的其他几个儿子如郑王永蹈、越王永功“皆有不平语”[[38]]，且郑王后来还因涉谋反而被赐“自尽”[[39]]。所以，金章宗难免会因为自己“久无皇嗣”、皇位另传他家而忧虑焦急。而大得章宗宠幸之元妃李氏更是如此，如果她能为章宗添一“龙子”，则非但章宗之忧可解，且出身卑微的李氏家族岂不可因此而有“真龙天子”、世代富贵下去？作为一位喜欢干预朝政且急于“添子”的宠妃，李氏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章宗对待全真道政策之由“禁罢”走向“恩宠”。章宗与元妃的这种心态，在后来的一系列事情中也表现得很明显，如至死无子的章宗虽在死后将皇位传予“柔弱鲜智能”[[40]]的皇叔卫绍王永济，但却在临终前立下了希望将皇位传回自己后代的遗诏：“朕之内人，见有娠者两位。如其中有男，当立为储贰。如皆是男子，择可立者立之。”[[41]]而元妃则最终成了这场“皇位”争夺战的牺牲品，据《金史》记载，继位的卫绍王曾于大安元年（1209）四月下诏：
近者有诉元妃李氏，潜计负恩，自泰和七年正月，章宗暂尝违豫，李氏与（李）新喜窃议，为储嗣未立，欲令宫人诈作有身，计取他儿诈充皇嗣。遂于年前闰月十日，因贾承御病呕吐，腹中若有积块，李氏与其母王盻儿及李新喜谋，令贾氏诈称有身，俟将临月，于李家取儿以入，月日不偶则规别取，以为皇嗣。章宗崩，谋不及行。……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姤，令女巫李定奴作纸木人、鸳鸯符以事魇魅，致绝圣嗣。所为不轨，莫可殚陈。……今赐李氏自尽。[[42]]
“卫绍王诏”的说法未必可以尽信。这位卫王虽然“柔弱鲜智能”，但在争夺“皇位”事中却毫不含糊。如《金史·后妃列传》曾记当时“有娠者两位”之一的妃子范氏在章宗逝后却被太医诊出“胎气有损，调治迄今，脉息虽和，胎形已失”，并在不久后“自愿于神御前削发为尼”，此事令人颇感蹊跷。而《金史·完颜匡传》则称：平章政事完颜匡曾与元妃李氏俱受遗诏立卫绍王，但“（完颜）匡欲专定策功，遂构杀李氏”。再由前述章宗诸子“早夭”现象，以及章宗之前的“海陵王弑君”、之后的“胡沙虎之变”事件[[43]]，金廷的“皇位”争夺战之激烈与残酷可谓天下皆知。在这种背景下，章宗与元妃频繁地邀请各方高人进行斋醮祭祀[[44]]，甚至元妃为了一己之利而暗行“致绝圣嗣”巫术，就很容易让人理解了。早期全真道乃是这场纷争的受益者，其能从一个于大定（1161-1189）年间刚刚兴起、明昌（1190-1196）初年尚遭“禁罢”的教团，而在短短的十余年间“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45]]，进而传遍天下，实与金廷内部的“皇嗣”问题有着很大关系。而章宗完颜璟，尤其是元妃李师儿的个人需要，对于全真道在这十多年间的发展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笔者这么认为，并不是为了否定史家关于全真道兴盛原因的传统说法，如陈垣先生之“异迹惊人”、“畸行感人”、“惠泽德人”说[[46]]，以及上述“消除杀盗”说或“维护金廷统治、缓和社会矛盾”的功用说，乃至“财政拮据”说等。笔者甚至认为，全真道兴盛之根本原因，乃在于其具有有利世俗社会、普罗大众的“苦己利人”精神[[47]]。不过，我们考察宗教之发展，除了需要关注其“社会”的一面，似乎还应注意其“个人”的一面，尤其是不可因“社会”而抹杀“个人”，更不可为了“自圆其说”而颠倒一些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或忽视某些历史事实的存在。例如，以往我们为了突出全真道之“社会”功用，曾多举丘处机应“驸马都尉仆散公”之请而抚谕登州、宁海“红袄军”为例，以“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48]]的效果来说明全真道的巨大影响；但事实上，此事乃发生在金宣宗贞祐甲戌（1214）之秋，并不足以说明章宗元妃在承安、泰和（1196-1208）年间的崇道原因。又如，以往我们也多曾举金章宗之前的金世宗及之后的蒙古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宠遇，尤其是丘处机西行力劝蒙古成吉思汗“止杀”为例来说明全真道的“社会”功用，但事实上，丘处机“一言止杀”之说颇有疑窦[[49]]，而金世宗屡次召见王处一、丘处机等，实也多是为了个人身体之健康。例如，除了前述金世宗向王处一问以“卫生”之事、金初“万春节”醮事的内容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还记载：丘处机于大定二十八年（1188）得金世宗召见时，所谈内容“首陈延生保命之要，次及持盈守成之难”[[50]]。此外，《玄风庆会录》又载丘处机向蒙古成吉思汗谈论“修身养命要妙之道”时，曾举金世宗事例如下：“昔金国世宗皇帝即位之十年，色欲过节，不胜衰惫，每朝会二人掖行之。自是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方。亦尝请余问修真之道，余如前说；自后身体康强，行步如故。”[[51]]章宗元妃在承安、泰和这十多年间与“祈嗣”有关的崇道活动，不过是众多与“个人”有关的宗教事件之一例罢了。
四、结论
通过以上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1．金章宗元妃李师儿，本是一位出身卑微的女子，在赢得章宗宠幸后，她不仅曾剧烈地干预过金廷朝政，且曾大力崇信全真道士，企图利用道教的斋醮法术来为自己添子，以求在“皇嗣”问题上战胜对手、永保其家族的富贵地位。
2．在元妃李氏的影响下，继位颇受争议且“久无皇嗣”的金章宗也曾一改其“禁罢全真”的政策而开始优宠全真道士，并多次诏请他们为自己“祈嗣”。这种“优宠”对于早期全真道之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
3．我们强调章宗元妃的个人需要对于早期全真道发展之推动作用，并不是为了否认史家关于全真道兴盛原因的传统说法，不过是希望藉此指出：考察宗教之发展历史，不仅需要关注“社会”因素，而且还应注意一些“个人”因素，不能因为强调“社会”因素而抹杀“个人”因素。
【注释】
[[1]]详请参阅拙著《全真道祖王重阳传》（香港：中华书局，2001年），第1-115页。
[[2]]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之应诏西行，是于1220年正月从山东起身，二月到达燕京；次年（1221）春从燕京出发，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跋涉，于1222年四月抵达成吉思汗在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的“八鲁湾”行宫。其从西域回到燕京，则是在蒙古太祖十九年（1224）三月。参阅姚从吾著《东北史论丛·丘处机年谱》（台北：中正书局，1976年），上册，第239-245页。
[[3]]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上册，第156页。
[[4]] 同上，第159页。
[[5]] 同上，第160页。
[[6]]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15页。
[[7]]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22页。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页。
[[8]]《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六十四《章宗元妃李氏传》。
[[9]]《钦定重订大金国志》卷十九言：“大金有‘宫监’，凡用兵所掳妇女良者皆入此监，以为奴婢，所不齿者。”《四库全书》本。
[[10]]以上未注者见《金史》卷六十四《章宗元妃李氏传》及卷十一《章宗本纪》。
[[11]]见《遗山先生文集》卷一六《张文贞公神道碑》，《四库全书》本。
[[12]]《金史》卷六十四《章宗元妃李氏传》。
[[13]]《归潜志》卷十，《四库全书》本。
[[14]]《金史》卷六十四《章宗元妃李氏传》。
[[15]]《遗山先生文集》卷一七《张公墓表》。
[[16]]《金史》卷一百《宗端修传》。
[[17]]《金史》卷六十四《章宗元妃李氏传》。
[[18]]《甘水仙源录》卷二《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铭》，《道藏》本。按：王处一得“体玄大师”号之事，《金莲正宗记》言在承安三年（1198），误。
[[19]]金章宗时期，北方蒙古草原的塔塔尔、弘吉剌、合答斤、撒勒只兀惕诸强悍部落相继骚扰金的边境，使金廷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有学者认为此时金廷之所以改变对全真道的政策，是为了缓和财政拮据，如郑素春说：“全真教得以摆脱困境，乃与承安以后金室财政拮据有关。承安二年（一一九七），因北边多事，朝廷出售僧道空名度牒，及紫、褐衣，师、德号，以助军储。三年（一一九八），西京饥荒，也有诏卖度牒之事。”详请参阅郑素春著《全真教与大蒙古国帝室》(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第37页。
[[20]]据《金史》诸帝纪记载，金初诸帝多对佛道教的发展进行抑制，如金太宗曾于天会八年（1130）五月“禁私度僧尼”，金世宗于大定十八年（1178）三月“禁民间无得创兴寺观”，金章宗登基不久后亦下令禁止“自披剃为僧道”。关于金廷对早期全真道的抑制，详请参阅陈垣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全真篇”之《官府之猜疑第九》，第49-55页。
[[21]]《甘水仙源录》卷二《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铭》。
[[22]]《甘水仙源录》卷二《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铭》。
[[23]]《甘水仙源录》卷二《长春真人本行碑》。
[[24]]《金莲正宗记》卷四《长生刘真人》，《道藏》本。
[[25]]《七真年谱》，《道藏》本。
[[26]]王西平、陈法永主编：《重阳宫与全真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86页。张泽洪：《金元时期的全真宗师与国家斋醮》，见刘凤鸣主编《丘处机与全真道》（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58-170页。
[[27]]据《大金集礼》卷二十三《圣节》言， “万春节”是金廷为金世宗生辰而设的重要节日，于每年三月一日举行祈福活动，届时禁断屠宰三日，宫中举行庆祝活动，群臣后妃须为皇帝献礼颂寿，周边各国也派使节前来祝贺。
[[28]]《紫微观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75页。
[[29]]《金史》卷十一《章宗本纪》。
[[30]]据《长春大宗师玄风庆会图说文》卷一记载，丘处机在被迫离开陕西前，曾命毕知常、吕道安“同掌(祖)庵(事)务”，命乔潜道、李冲道“演化河东”，命于洞真前往汧阳石门“全真堂”辅佐蒲察道渊，命牛知白“弘化于朝郍、洮巩之间”，尽量使全真道的活动范围广阔、据点分散。不仅如此，他还命于真光“往辽东白 恢弘玄化”，令曹瑱、苏铉、柳开悟“行化燕蓟”。这样的教务安排，为日后全真道在关中乃至全国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31]]《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中《吕道安》，《道藏》本。
[[32]]《金史》卷九十三《章宗诸子列传》。
[[33]]《金史》卷六十四《后妃列传下》。
[[34]]《金史》卷九十三《章宗诸子列传》。
[[35]]《金史》卷六十四《后妃列传下》。
[[36]]《金史》卷九十三《章宗诸子列传》。
[[37]]详请参阅李锡厚、白滨著：《辽金西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6-251页。
[[38]]《建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金国五世八君本末）》，《四库全书》本。
[[39]]《金史》卷八十五《世宗诸子列传》。
[[40]]《金史》卷一三《卫绍王纪》。
[[41]]《金史》卷六十四《后妃列传下》。
[[42]]《金史》卷六十四《后妃列传下》。
[[43]]关于“海陵王弑君”及 “胡沙虎之变”事件，详请参阅李锡厚、白滨著《辽金西夏史》，第208-213页，第262-265页。
[[44]]此处所谓“各方高人”，乃指当时道教各派的法师，如主持编纂《大金玄都宝藏》的天长观提点孙明道、太一道掌教萧志冲等，皆曾参加过金章宗所办醮事。张泽洪撰《金元时期的全真宗师与国家斋醮》认为“各派法师联合演法”乃是金元时期国家斋醮的特色，并详举全真宗师与其他各派法师“联合演法”的事例，见刘凤鸣主编《丘处机与全真道》第165-170页。
[[45]]《紫微观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475页。
[[46]]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第36-42页。
[[47]]详请参阅拙文《全真道“苦己利人”精神及其现代意义》，北京：《中国宗教》，2009年4期，第34-36页。
[[48]]《甘水仙源录》卷二《长春真人本行碑》。
[[49]]详请参阅杨讷：《丘处机“一言止杀”辨伪》，见《揖芬集——张政烺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23-532页。杨讷：《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北京：《中华文史论丛》，第八十五辑（2007年），第283-326页。反对杨讷观点的文章，有赵卫东《丘处机“一言止杀”辨正——兼与杨讷先生﹙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一文商榷》，见刘凤鸣主编《丘处机与全真道》，第127-143页。
[[50]]《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二《丘处机》，《道藏》本。
[[51]]《玄风庆会录》，《道藏》本。